傅山草书诗轴

  在如何写字、写好字的问题上，傅山一直强调要先做人，如“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霜红龛集》），“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同上）。傅山论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段话出自其《霜红龛集》中的《作字示儿孙》，在此之前的一段话也很重要：“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指《作字示儿孙》）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

，何莫非然？”明末清初，赵、董流美书风正当其时，从者如过江之鲫。傅山认为这种书风浅俗，并且在技巧上也没有什么难度，“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傅山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学习书法，学近代人比学古代人易，学当代人更易，此无他，习性、趣味、环境接近耳。当然，曲高和寡是最本质的原因。其实，傅山非议赵孟頫，还有一个时代的原因，那就是异族入主中原。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了太原，负母避于寿阳山中的傅山闻清军剃发令下，便进寿阳五峰山龙池观拜道长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做了道士。而作为宋朝宗室的赵孟頫在宋亡后却做了元朝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等官职，直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这显然与傅山的道德观是相违背的。他在《霜红龛集》的《字训》中已说得很明白：“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不过，傅山毕竟早年学过赵、董两家的书法，所以并未完全否定赵孟頫的书法。他说：“近细观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霜红龛集》）

　　晚年的傅山，写起草书盘旋回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扫时人的柔弱和忸怩作态。从审美体验来看，傅山对传统具有很强的叛逆精神。但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生活在明末乱世的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无不如是，因此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写照。傅山是书法家，也是医生，《傅青主女科》在医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傅山有“医圣”之誉。傅山还是哲学家。无论作为医生还是哲人，傅山都必须要理性地看问题。古稀之后的傅山再次对赵孟頫的书法做出判断：“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起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斲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秉烛》诗）“赵厮”，指赵孟頫；“管婢”，指管道昇。老而狂的傅山在晚年重新审视赵孟頫的书法后做《秉烛》诗，由衷地赞叹赵孟頫是不可小觑的。而事实上，傅山从来就没有小看过赵孟頫。只不过在大是大非上，傅山为了表明立场，不得不树起一个靶子，而一般人根本就不配做这个鹄的。傅山老了，亡国之痛也成了旧伤。诗中，狂狷且有几分狡黠的他为了不失面子，只好先委屈赵孟頫夫妇“卑微”一下了。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傅山草书诗轴（见右图），绫本，纵200.5厘米，横50厘米。释文为：“龙王社鼓闹村雩，抛却残书也杖扶。愁无角抵酬花眼，谁好鏖糟俯灶觚？傅山。”傅山书法多不署干支，给他作品的年代判断带来了麻烦，此幅也是如此。从书法的老辣成熟来看，此作当是傅山较晚时期的作品。傅山草书大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锋芒外露，线条凌厉，多用露锋；一种是圆浑含蓄，多用中锋。此轴属于后者。傅山论书，极重视篆、隶二体，曾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霜红龛集》）傅山于篆书很用功，擅用古文奇字，书风高古奇诡，这对他的草书有一定的影响。这件草书轴就很有篆籀气。傅山的草书尤其是连绵大草，重性情、重气势，一路缠绕，盘旋而下，如大江长河，一泻千里。而此轴则表现得既有激情，又有理性，连处左盘右旋，断处戛然而止。此作字法、笔法重而拙，章法率意天成，似乎是在为“四宁四毋”做注解。后世有学傅山而不佳者，作品被讥讽为“方便面”，可谓既诙谐又入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