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行书轴-张瑞图印

      张瑞图这件行书轴（见左下图）纵129厘米，横34.6厘米，绫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作品之末钤有白文“张瑞图印”。

　　对张瑞图的书学渊源，前人略有论述。清梁　巘认为他初学孙过庭的《书谱》，后学苏东坡的《醉翁亭》。张瑞图还注重从六朝北碑中参悟雄劲峻厚的笔法。近人张宗祥说：“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

　　张瑞图书法不尚柔媚，别具奇逸之态。这件作品是张瑞图书法的成熟之作，体现了他的典型书风。此作用笔多为侧锋，方笔多于圆笔，转换处多用折笔，笔锋锐利方硬、棱角毕露，行笔节奏明快、肆意洒脱，在笔墨挥洒之中演绎着音乐般的律动，看似乱头粗服，实则一任自然，形成一种独特的行线方式。其笔势矫健跌宕，锋芒凌厉，强调动感，字态大小错落，欹侧反正，奇态百出，从而显现出起伏跌宕之势，给人以笔调奇险、真气弥满的感觉，正所谓“奇恣如生龙动蛇”。其章法布局纵横交错，不求平衡。作品字距紧密、

行距宽疏：在字距紧密中，时用舒缓的笔法揖让来调节；在行距宽疏中，又时以出格破势相关照，从而形成密而不窒、疏而不空的效果，使作品具有纵向奔流的气势。此作书写五言诗三首、七言诗一首，诗后一行小字跋语“李平子以绢素索书，余为作此。平子善画精鉴赏。有好事者白求，径与之可也”，可堪玩味。

　　张瑞图是明末奇逸狂狷书风的重要代表，其笔墨形态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风貌有许多相似之处。张瑞图不列入黄、倪、王、傅流派之中，却与书风迥然有别的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四家”，这说明张瑞图的书风与诸家存在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的复杂关系，更说明他的书法艺术具有自立风范与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张瑞图是晚明颇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他勇于创新，书法强调个性、强调独创，作品无论是外观面貌还是内涵意蕴，都与前人迥然不同。他不满足于传统“常规”写法，抛弃中和、优美的姿态，反叛温文尔雅的规范，打破被尊为戒律的藏头护尾、平正安稳等形式规律，试图营造出一种激昂跳荡的声势和剑走偏锋的感觉。他以凌厉的点画、奇崛的字形构成作品的主旋律，从而构筑出紧张、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正如张宗祥所言：“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在赵孟頫书风笼罩明代书坛的状况下，张瑞图敢于另辟蹊径，以大胆直率的挥运、不拘常规的用笔、大写意的气势，力矫颓靡时弊，开创了帖学不曾有过的奇逸书风，掀起晚明浪漫主义的狂飙。这不仅是技巧的变革，更是审美价值的变迁，在明末书坛变革中具有反叛传统、绝去依傍的意义。其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沿袭此风气，掀起一场重大的书法变革。

　　张瑞图早年家贫。年轻时，他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他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中进士，殿试位列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六年（1626）迁礼部侍郎，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张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魏忠贤专擅朝政之际。张瑞图依附魏忠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明史》），成为“魏家阁老”成员之一。有人认为，张瑞图生性懦弱，不敢违抗魏忠贤，只能随波逐流，最终落入“阉党”行列。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平衡心理上的矛盾、疏解政治上的压抑，于是他借助艺术宣泄情绪，试图做一个精神上的“强者”。其笔墨的“反叛”形象，正是他痛苦心绪的反映。崇祯三年（1630），张瑞图被遣归，落职后一直隐居晋江故里，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常往白毫庵中与僧人谈禅，以诗文、笔墨自娱。张瑞图亦兼擅绘画，所作山水用笔苍劲，点染清逸。因是偶然兴至而为，因此张瑞图的绘画作品传世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