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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开一世之太平。太宗雅好文艺,尤其崇尚王羲之书法,引领并有力地推动了唐朝书法创作的繁荣,同时对造就唐代书法大师辈出的局面厥功至伟。

  欧阳询是初唐书法大师,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欧阳询书法中,楷书成就最高——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以《九成宫醴泉铭》最为奇伟;行书则“妙于取势,绰有余妍”(乾隆语),有《梦奠帖》、《张翰帖》、《卜商帖》、《千字文》卷等传世。

  尽管欧阳询的行书风格十分独特,但单一从帖学角度却很难加以说明。因为,书法风格史从晋到唐经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即从“二王”帖学传统经北碑及隋碑的过渡,最后才达到唐初的汇合点。也就是说,唐初的帖学不再是纯粹的东晋帖学风格,而是另一种与碑学交汇了的帖学。

  因此,有必要从碑学的角度考察欧氏行书风格的来源。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欧阳询书法,方正挺劲,实是北派。试观今魏、齐碑中,格法劲正

者,即其派所从出。《唐书》称询始习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尝见索靖所书碑,宿三日乃去。夫《唐书》称初学羲之者,从帝所好,权词也;悦索靖碑者,体归北派,微词也。”阮元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实为北派;但《唐书》说欧阳询习王羲之书,是为了讨好唐太宗。从欧阳询的经历可知,欧氏入唐太宗弘文馆时已是暮年,之前书风深受北碑及隋碑影响。他研习王羲之书法,不排除有迎合唐太宗审美趣味的因素;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他书法自我风格创造的必然选择。欧阳询的楷书,正是在北碑及隋碑基本体格的基础上,与唐人“尚法”的时代需求相结合,进而提炼创造出来的;同样,欧氏在行书创造上,亦是积极追求“笔墨当随时代”。作为一位在碑学时代成长起来的书法家,尽管欧阳询时逢唐太宗极力倡导王羲之书法,但想完全舍弃以前的碑学风格而投入“二王”帖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欧氏只能以碑学书风为主导,然后继之以帖学,实行折中式的渐进改造。

  于是,书法史上诞生了一种“险劲瘦硬”的独特的欧氏行书—— 一种以碑学笔法、结字和章法来写帖的代表:用笔果敢斩截,结字劲峭奇险,章法纵密行疏。这种风格在唐代以前所见不多,唐代特别是欧阳询以后渐多,但很少有成功者;直到清代碑学运动之后才成为一代书学风气,影响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千字文》行书卷(右图为作品局部)为纸本,无款,纵25厘米,横304.8厘米。此卷曾归宋王诜所有(卷后存其跋),其后经贾似道等收藏,明代入项元汴天籁阁,清乾隆初归安岐所有,并摹勒上石。此卷后入清内府,经溥仪带出清宫,成为“东北货”。此卷百余行千余字,用笔丝毫不苟,结字颀长娟秀、清健挺拔、骨气劲峭,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此《千字文》历来有真伪之争。该帖与《张翰帖》结构基本相同,用笔亦趋一致,但作品清秀有余而气势失之沉毅,杨仁恺先生据此推断为欧阳询的早期作品。然而,帖中“世”、“民”二字书写完整,“渊”字缺笔,显然是避唐高祖李渊之讳,这说明该作具体的书写年代应该是唐高祖在位的九年内,当时欧阳询年近七旬。故而,这件《千字文》似应为欧氏晚年的作品。但晚年的作品却如此清秀,令人生疑;加之该《千字文》用墨甚浓,从头至尾几无墨色变化,只有填本才会有千字一色的现象,且有些字有败笔或自然浸出笔画之外的现象,似填墨不慎所致。综上所述,该帖是否为欧氏真迹,尚俟方家进一步考证。

  该卷用笔劲峭,总的来说是继承了王羲之的内 笔法,起、收、转及出锋处倾向方折,斩钉截铁,虽然少有晋人飘逸流美的笔调,但兼具刚劲瘦硬之姿和秀润停蓄之趣;其结字受北碑及隋碑的影响,方而偏长,大小基本整齐划一,严谨而兼具流畅。同时,此卷结字善于在取得总体平衡的基础上追求险绝,状若“孤峰崛起,四面削成”(《宣和书谱》),体势欹侧而能复归平正——这是欧氏特有的本领;章法上接近碑学书法特征,趋于界格分明,尽管行气贯通、墨色凝重,但微嫌紧密而“伤于清雅之致”(张怀瓘《书断》)。

  欧阳询行书力矫北碑之野逸而约之以唐法,坚守用笔之劲峭而寓之以婀娜。这与其说是一种创造,毋宁说是一种调和。欧氏的调和本领,就在这一“约”一“寓”上。但因唐法“约”之过多,致使北碑趣味散失殆尽而近于刻板;婀娜“寓”之太少,又使结字、章法殊少流转而难得飘逸。明项穆《书法雅言》评欧书所云“若观行草,复太猛峭矣”,正是指此。也就是说,欧氏行书尚未达到王羲之书法至高的中和之美——“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的境界。

  其实,欧阳询一直在追寻中和之美,只不过他的追寻更多的是停留在法度层面而非精神意趣上。唐人“尚法”的风气首先表现在欧阳询的书论之中。他的《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论结字之法,在书史上颇为著名。唐人“尚法”的时代特点在欧字楷书和行书中有最集中的体现。欧氏在《传授诀》中说:“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其“圆正”、“停均”、“合度”、“折中”种种主张,一一要求适度而避免偏执,正是体现了儒家以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务求中庸而合乎法度,过犹不及。各种因素的适当调和与折中,形成了欧阳询“骨气劲峭,法度严整”(明杨士奇语)的书风。

  “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欧阳询的《传授诀》既是“与人规矩”,也是“与己规矩”。其行书代表作《张翰帖》精神洒落,气度融和,妙于取势而无劲险刻厉之貌;但这件行书《千字文》卷则妍秀有余且千字一貌,殊少变化,宛如一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神情,俨然一副细详缓临、既雕既琢的心态,几无情趣可言。结合上述疑点,很难相信此《千字文》是欧阳询的真迹。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在提到该《千字文》时曾指出:“黄伯思《东观徐论》卷上论虞书《千字文》时说过:‘世有欧(阳)率更行书《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为之者。’所述不知是否为此卷……”倘若此行书《千字文》卷确为集欧字作品,则种种疑虑可以消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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