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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地位显赫且富有争议的文化名人。他热衷政治近乎狂热,思想偏激近乎固执,这使得他的人生和学术均陷入矛盾与尴尬之中。他早年曾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朝廷,鼓吹变法图强,流露出激进的改良思想。可惜他站错了队,跟错了主子,“百日维新”失败后,他依然抱定皇帝小儿的大腿,充当“保皇党”领袖,反对共和,俨然不见历史前进的方向,以致成为顽固保守人物。在书法方面,他的偏激与固执表现更甚。政治“变法”不成,他便把目光投向书法,继续他的“变法”主张。他极力鼓吹“尊碑抑帖”,把民间造像吹得神乎其神,对“二王”一系传统帖学包括唐代以降的书法几乎一笔抹杀。由于其书学思想偏激,人们对其书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誉其为践行碑派理论的一代宗师,贬者说他是连自己姓名三个字都写不好的空头理论家。为什么人们对他的评价如此悬殊呢?让我们结合他的一件行书卷(上图为作品局部)来看一下吧。

  此卷为纸纸本,纵18厘米,横333.5厘米,现藏南京博物院。其内容为康有为的自作诗(包括注、跋),如1916年游焦山诗、1895年9月游西湖诗等。从书写格式来看,此作无名款,书写时间不详,说明是一个誊抄文本。即是说,此卷属于日用书写一类文字,并非属于所谓的书法创作。下面,我们的话题由此展开。

  首先是不合实用。作为日用书写,基本要求是端正、流利、易识,最好美观,这正是“馆阁体”的价值所在。书写时代的文人写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应该是一种基本技能。然而,康有为并不具备。如果说康体行书具备一定的碑学审美价值,倒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用在日用文本书写上,显然是不适宜的。试想,此卷指甲大小的字竟要写出“逆笔藏锋,迟送涩进”,又要表现“干裂秋风,万岁枯藤”的苍茫气、金石气,实在是累!况且,日用文本一写就是数百乃至千万言,真不知道康夫子誊写此卷花了多少工夫,反正看着都累。

  后人对于康书评价殊异,也缘于评鉴者的立场不同:褒者站在书法艺术的角度,贬者则以日用书写和大众审美为出发点。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康有为与大多数碑派书家一样,字写得越大越妙。

  其次是关于康体行书的成因。康氏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回忆自己少时学书经历:“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但亦如他厌恶“八股文”一样,终是学则学矣,不过而已,以至于屡试不中。康氏传世墨迹很多,但基本都是同一种体例的行书,前后并无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其晚年书法愈见苍茫,笔底越发沉雄郁勃。这是功力与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据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700万字,还不包括一般的案头劳作(此横卷之类便是)。如此巨大的书写量,何止是“退笔千杆”!其实,就书法艺术而言,他的取法面是相当狭窄的,仅《石门铭》、《爨龙颜》、《经石峪》等少数石刻而已,且笔法主要得益于《石门铭》。另外,他一生热衷于政治,忙于著述和社会活动,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平心静气地临摹碑帖。也就是说,他的书法并非博采众长羽化而成,而只是富有才情的本色书写罢了,并无多少神秘之处。譬如此幅横卷,由于缺乏帖系法书的严格训练和滋养,因而结体荒率,表现出他的习惯性作风。此卷书法用笔霸悍有余、精细不足,主笔波磔常常出现散锋,又长撇大捺、虚张声势,难怪潘伯鹰称他的书法“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

  不过,此横卷与康氏其他小字行书相比,还是属于精品一类,具有一定的书卷气息。这在碑派作品中殊为难得。其次,从诗文中得知,此卷应作于1917年后,属于康有为的晚年墨迹,自我风格已臻成熟。再次,卷中诗文多处点出“寐叟”(即沈曾植),且多与“寐叟”有涉,想必是此卷抄赠“寐叟”也未可知。值得一提的是,“寐叟”于康氏有知遇之恩。当年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正是受了“寐叟”的点化。沈于康亦师亦友,晚年二人都居住于上海,且康氏历来对“寐叟”有敬畏之心,故而此作所流露出来的对“寐叟”的倾心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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