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上,经亨颐印章根植秦汉,以缪篆为宗,圆融而浑朴,纯净而含蓄,“结构谨严,别见妙造”,“中锋直刀,不落平凡”。结体厚重朴茂,且方圆并用,丰富了笔势,又吻合了印章构成的虚实之理,同时营造出浓重的古拙之意。古朴浑穆的气息表现在刀锋之下,别具一格。如白文印“亨颐之印”,横势中正反互变的刀法,破除了平行中的雷同和刻板;“寒之友”印则虚实相生,强化了刀法笔势中的写意味;“牛梦六十年”印在厚重凝练的刀法中寻求稚气未尽的天真,又营造出简约古朴的印风。

经亨颐 隶书五言联

128.5×25cm×2 1933年

经亨颐的朱文印结构特点是匀称和线条圆转,笔划饱满,表现出方、平、均、叠、满的视觉效果,且往往能使原本平淡无奇变得空灵生动,具有虚实相生的美感,增强了印式的写意趣味。经亨颐十分强调结构神态的变化,如“松蟀楼”、“北海一庐”和“春霜草堂”等有效地借助积淤与残损,强化金属之质,蕴含朴茂含蓄之意。通过朱文印风对比,其晚年印风愈发浑厚质朴。

对于经亨颐篆刻“以汉篆之笔参隶意为之”的创作趣向与艺术成就,当时的后辈印家、社友方介堪(1901—1987年)站在友情的立场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方介堪《颐渊印集》序言:

昔邓顽伯以汉碑篆额入印,摹印之法为之一变,至赵撝叔而益以他篆刻之,逾见精妙,但笔气殊无顽伯之健。此后能继二子之学自创一格者未之见也。颐渊先生擅长斯道,尝以汉篆之笔参隶意为之,结构谨严,别见妙造,古朴豪迈之处酷似《太室》、《开母》、《国山》诸刻石,意境之高,足以睥睨邓、赵,迈绝时流。岩尝谓作印不必尽摹秦汉,能有天趣、有法度,瑰奇雄伟流露于刻画之间,则自有秦汉矩矱在也。若先生者,可谓深得此中三味。岩少读先生印,以为顽伯之后未有如是之健,慕之久焉。

方岩(介堪)将经亨颐与邓石如、赵之谦相提并论,且认为其能“睥睨邓、赵,迈绝时流”,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印学史公认的高评,后人不必太过认真计较,但方介堪对经亨颐“以汉篆之笔参隶意为之,结构谨严,别见妙造”的认识无疑是正确而不着虚辞的。后来,对经亨颐作品情有独钟的金石书画家余任天(1908—1984年)在评价经亨颐朱文印“亨颐”和白文印“夏铸”时,也称:“经亨颐先生三十六七岁所刻印,即浑穆如此,无西泠纤巧、邓吴姿媚、巴胡破碎习气,允为印苑正宗,其阳识尤独绝一时。”(见:徐咏平、林乾良《龙渊印社》〈史料集〉)余任天的评价也有其独到视角和合理之处。二人对颐渊治印的肯定,足见颐渊篆刻的独特审美价值。

经亨颐印章的边款艺术,其中“阳识”(阳文边款)多用篆书和爨体书法为之,形成了“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高度统一,崭新的风格面貌在同时代的人中脱颖而出,令人赞叹也在情理之中。具体而论,大致如下:

(一)篆书入印款。经亨颐的篆书作品少见,目前笔者所见只有1913年所书的“美意延年”四字横幅,揭刊于当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发行的《白阳》杂志创刊号。

经亨颐篆书用笔浑厚、饱满,体现了较好的篆书造诣。经亨颐篆刻的边款,有部分是用篆书入印的,尽管数量不多,但足以表现诏版、碑额之意,秦汉篆书矩矱、古朴豪迈意味跃然于石上,令人赞赏。边款中断续的笔画和笔画连接处的虚实变化,充分体现出颐渊对线质高度把握的能力,且布局取意高迈。

(二)爨体书法入印款。经亨颐篆刻中,更主流的是用其风格自具的爨体书法入边款,整体古茂朴拙,参差相衔,一派天真之意流于石面,反映其朴实自然的印学品格,又带有强烈的自家面貌。经亨颐以圆润的刀法去表现厚重朴茂的书写之趣,是一种典型的以刀代笔的做法,仿佛有一股浓郁的书卷气荡漾其中,温和雅静,又蕴含着浓厚的金石气,使人联想到清气淡雅的人文精神,文人治印的高古之气,所谓的文质彬彬,也多体现于此。经亨颐于印外求印以及诗情画意般旨趣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其印式的人文化内涵,又足见其技艺的高超。“允为印苑正宗”,毫不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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