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书法史,不难发现,每个时代的书法皆有其独特的艺术面目,无数弄潮儿站在潮头进行变革创新。而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正是那些紧握历史脉搏、给我们留下美好印记的先圣贤哲。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
苏轼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其在文学上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法造诣方面,与黄、米、蔡并称“宋四家”。苏轼在书法上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位大书法家,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系列著名书论。尤其是他独具慧眼,鲜明地指出了书法的内在灵魂———书与人的血肉结合,实在是难能可贵。
宋代书风的形成有其先决条件。首先,宋代在通过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以后,开始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在此历史条件下,大批士人开始进入社会的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这样,他们就成为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并且能够以其身份和影响推动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思想领域内,自中唐以来,佛教禅宗思想渐渐渗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至两宋达到鼎盛。在此思想影响下,士人的眼界逐渐拓宽,思想的脉络开始触及宇宙、自然、人生。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照和妙悟,他们恍然悟出自己的心灵已蒙尘很久。他们时时涌出冲动,渴望释放心灵、释放自我。由此,他们的主体精神慢慢得以解脱,开始了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探寻。另一个不可排除的重要原因在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刻制《淳化阁帖》一事。这一历史事件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其一,它为保护古代书法做了楷例式的贡献;其二,为“帖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极好的范例(自宋代始,翻刻之风盛行)。
文人们以此为基,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以往书法作品的临习、传摹、述评、考辨、把玩,社会上形成了“墨戏”的独特景观,营造了“尚意”的客观氛围。此时,一大批饱学之士徜徉于书法艺术之中,对书法艺术进行审视,并对前朝的书法规范和美学思想进行大胆反思。他们一方面大胆探讨传统书法的本质,另一方面大胆质疑书法的功利性效用。通过进一步的质疑和探讨,又加上对大自然的观照,他们渐渐对书法流露出消遣玩乐的心态,形成了学书消日、学书为乐的书学观念。苏轼毫不掩饰地说:“我书意造本无法。”这兀自的醒悟,吹响了历史转捩的号角。与他同时的另一位大家欧阳修也发现了书有工拙的理念。他进一步针对唐人对法的谨严恪守,正式提出了“法可以意得”的全新观念。这两个观念的提出,为书法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显然,这就是宋人“尚意”书风的根。这条根后来发展成为苏、黄等人倡导的“尚意”书风的主流。
在此基础上,欧阳修进一步说:“余虽因邕字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这里,欧阳修又提出了一个“通”字,也就是前人书论中所说的“通会”。那么,到底通什么?说白了,除了“法”,还有一个“意”字。“通会”之际,“得意忘形”,这才显示出文人的雅玩心态和文人书法的终极目的。势来不可挡。通过苏、黄、米、蔡等人的忠实践行,宋代书风已从根本上摆脱了“法”的禁锢,“意”蔚然占据了上风。
通过全盘分析,不难发现,“意”映射出的是人性。人与书不可分割,书与人血肉相连———这位大学士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书与人紧密地粘合在了一起。注重人性的展现,这无疑革了一次书法的命。苏轼说了别人欲说却不敢说的话,真正道出了书法的文化意义。书法到底写些什么?除了“天道”、“地道”,不外乎“人道”。也可以说是苏轼又一次扭转了书法生命的乾坤,进而极大地延张了书法的审美范畴,引导书法创作向主体靠近,给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鲜活的生命力。
艺术个性突出、充满文人审美意趣、以抒发真实感情为主旨的大量书作的出现,给宋代书法的发展带来了生机。然而人性是什么?答案恐怕是多方面的。但从书法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人性就是目的与智慧的统一体,书法创作就是利用自身智慧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欣赏艺术,就是到书法作品中去感悟这样的概念。我们掀开历史帷幕,不难发现,苏轼是如何纵横捭阖、挥舞“尚意”书风的垛旗,并践行自己的书学主张的。
在这里,我们先明确一下苏轼的身份结构。苏轼首先是个大文豪,其次是书法家、画家,同时还是优游于官僚阶层的士大夫。再看苏轼的学书历程:初临“二王”,中年师法颜真卿、杨风子等人,晚年学李北海,最后又回归晋唐诸家。这是苏轼书法风格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客观基础。在主观上,苏轼讲求继承与创新并重。养成深厚的技巧功力之后,他着力进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身风格。其书重在一个“意”字,情寄于“信手”所书点画,别具神韵,正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信手”是真正自由的表现,内心的意向像“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这是一种被升华了的自然美的图画。然“本无法”并非真“无法”,实际是万法高度融会而达一法的自由境界。
苏轼还有一个观点———“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出于技法而不被技法所束缚,解放心灵,反观自然,写出个性,写出人格,才是他一心向往的艺术境界。意主宰法,它使书家主体从对书法形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主体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真正确立了人性在艺术中的应有的位置。
苏轼提出的这个“意”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一千多年,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倡导。
苏轼不但关切当代,而且远追前人。通过大量研究之后,他提出和完善了“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成书”的观点。这种对书法的生命观照,并不仅仅涉及书法的形式,而且涵盖了书法的意蕴和情趣。苏轼不是在玩花招儿,他用自己博大精深的学识,给此种观念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如果说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不能妙”,只是针对所谓单纯的见识和学习而说的,那么到他强调“字如其人”,则无疑说明了他对书家人品的看重。他对学养、人品的积极倡导最终使书家主体———“人”的地位得以确立。翻阅他的文集和大量书画题跋,不难发现,在他眼中,学养对书法创作是多么重要。“学养深,字不必好;字好者,则不无学养也”———这里,苏轼揭示了一个可贵的美学原则:书家的主体修养决定书法境界的高低。
综合来看,苏轼在书法上既强调学养又强调人品,而且注重凸显艺术中的人性人情。这是大手笔———他的理论和实践从骨子里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历史轨迹,造就了宋代书法的成功。因而我想,苏轼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巨制和大量的书法经典,还有这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的伟大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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