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伯,一位在家谱中沉睡的书法家。

 2005年,我应浙江省淳安县政府的邀请,到淳安参加“秀水节”。这是我第一次到淳安。短短数日,我就被小城曲折的历史感染,被小城似画如诗的风景陶醉。记得在千岛湖中的一个无名小岛上,东道主举办了一次旨在为“秀水节”增添乐趣的书画笔会,我有幸看到了画家肖峰的晕染,看到了

沙孟海之子沙更世的挥毫。趁书画家们创作犹酣,我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小岛上的最高处,眺望淳安县城。

 素有“乱世出豪杰,平世出忠良”之称的淳安县,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李白、王维在此地留下过著名的诗句,宋朝理学家朱熹在淳安瀛山书院讲过学,使淳安成为中国理学的发源地。

 邵宗伯(1897—1982)生活在淳安县西部的邵宅村,在乡村学校教书育人,传承文化薪火。同时,他又研习书法,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足够热情。遗憾的是,一个文化传播严重滞后的社会,一个对传统文化缺少必要尊重的时代,不会给平民书法家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书法家的身份确认也是十分艰难的,许多中国文化人在“不适时宜”之中默默地消失,甚至被永远地遗忘。邵宗伯弱冠习书,对汉碑、北碑用功尤勤,笔力锋劲,结字谨严,不落古人藩篱。浙江乡村中的文化气息浓厚,不管是读书之人还是村夫老妪,都在内心世界和生活之中一直保持着对书法的崇敬。于是,乡村书法家邵宗伯,就成了十里八村的“文化英雄”。逢年过节,农民、小生意人纷至沓来,到邵宅村求字,要么中堂,要么对联,要么“福”、“寿”、“紫气东来”之类的吉利词语,传达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邵宗伯一面为大家服务,一面进行艺术创作,既送朋友雅玩,也留给自己欣赏。有时沉寂、有时动荡的现实,可能使他感动无奈和痛苦,但,一支毛笔,一张粗纸,一枚印章,带给他的快乐,足可以抵消岁月的残酷和人事的纷争。在僻远的乡下,通过书法,他感受到了尊荣和生活的快乐。

 上世纪50年代,因修建新安江水库,淳安县相当一部分村镇搬迁,邵宗伯的许多书法作品在迁徙之中散失了,人们对邵宗伯的记忆,也日渐淡薄。

 1994年,邵宗伯之子邵华泽回故乡探亲。深夜,邵宅村八十多岁的农民邵长柏带着一个木制大盒子,找到邵华泽,让他审看。大盒子里装着八大本木版印制的邵氏家谱,仅一二处有虫蛀的痕迹。家谱的序言和跋语,均由当时33岁的邵宗伯书写(见上图,上为序言,下为跋语),隶书,起笔、转折、墨色、气息均有清隶遗韵,足见邵宗伯浸淫隶书之深、之透。邵氏家谱的发现,让邵华泽激动不已。他不仅看到了家谱对自己的记载,也具体、完整地看到了父亲青年时代的书法作品。同时,家谱也印证了邵宗伯在当时的书法影响。邵家是一个较大的家族,族长能够让邵宗伯书写家谱的序言和跋语,当然是出于对邵宗伯书法创作能力的认同看重。随后,邵氏家谱依旧在淳安县妥善保存,而其历史价值和文献意义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几位居京的老书法家则通过邵华泽看到了邵宗伯的书法,并都给予高度评价。启功先生认为,邵宗伯书写的序言和跋语法度谨严,因此,他在致邵华泽的一件手札中说:“……书法不如法书一词为妥,已改写。法书者,可以为法之字也。”在启功先生眼里,邵宗伯的隶书为尚法之书。

 1996年,《邵宗伯先生法书》出版前,启功先生欣然为之题写了书签。于是,一直在家谱中沉睡的书法家邵宗伯就这样回到了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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