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把城隍视为城池、地方的保护神而加以奉祀。最早的记载见于《周易》:“城复于隍,勿用师。”原始的祭祀,只筑土坛,无庙无像。史载:“城隍庙无专祭,而水旱、疾疫必祷之,致敬、宿斋必告之;故立之庙,使神有所凭依也。”设置城隍庙祭祀,大抵从道教成为民间信仰后才出现。道教至迟在唐代即奉祀城隍。它因袭民俗,亦视城隍为保护地方、主管当地水旱疾疫及阴司冥籍的神灵。在唐代,奉祀城隍神已很盛行,信仰城隍神已成习俗。宋代城隍神信仰则被纳入国家祀典。明代对城隍神的信仰处于极盛期,与明太祖崇拜城隍有关。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城隍亦被封为王,秩正一品;其余府的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灵祐侯,秩三品;县为显祐伯,秩四品;都、府、州、县城隍各赐王、公、侯、伯之号,并配制相应的衮章冕旒。朱元璋敕封城隍的用意是:“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洪武三年,又定庙制,府、州、县城隍庙与各地官署正衙高广相当。《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京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明代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由此可见,明代奉祀城隍,既有“圣意”,也有“民意”,在官家与民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殁,朱由检继帝位。饱受魏忠贤摧残的东林党人见时机来到,纷纷上书弹劾魏阉。朱由检一向熟知魏忠贤的罪恶,下令将其发配凤阳,后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畏罪自缢而亡。接下来,清查“阉党逆案”便成了朝廷的“工作重点”。崇祯元年(1628)三月,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因与魏党有涉被罢官;五月,因编修倪元璐之请,毁魏党所编《三朝会典》;六月,冯铨、魏广微被削籍。早在天启六年(1626),72岁、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其昌看到朝廷里明争暗斗、纷争不断,便上《引年乞休疏》,欲告归。崇祯元年(1628)七月七日,董其昌书《春日行诗轴》,其借颂扬虚构的太平景象以讨好崇祯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诗中“我无为,人自宁”句,也表达了他一贯奉行的明哲保身的消极人生态度。

董其昌为其故里的城隍庙书《松江府城隍庙制诰卷》(上图为作品局部)。该卷为纸本,纵31.4厘米、横157厘米,现藏南京博物院

 崇祯元年(1628)的五月,董其昌为其故里的城隍庙书《松江府城隍庙制诰卷》(上图为作品局部)。该卷为纸本,纵31.4厘米、横157厘米,现藏南京博物院。卷后有郡人沈慈书于嘉庆二十年的跋语,可知此卷在董其昌书后便藏在松江府城隍庙中。唐代,在华亭县的西面建有城隍庙。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称松江府,华亭县城隍庙也随之改称松江府城隍庙。董其昌晚年所写的这件《松江府城隍庙制诰卷》,应是为此所作。在这个敏感的时期,重书太祖当年所颁布的制诰,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无论是制诰的体例要求,还是出于虔诚的态度,都决定了董其昌为家乡城隍庙书写此卷时的认真态度。

 董其昌曾学习虞世南、徐浩、颜真卿、杨凝式、米芾及钟繇、“二王”的书法。这件作品一望而知师承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如其中的“天”、“有”、“司”、“生”、“之”等字尤为明显。字里行间的疏朗则源于杨凝式的《韭花帖》。董其昌师法颜真卿的早期作品而不学其晚年之作,与董其昌对书法的审美倾向有关。董氏书风大致可以用“秀雅”二字来概括,晚年之作增添几许生拙,自谓“吾书因生得秀色”,更蕴意味。此卷书于粉笺纸上。此种纸纸性光滑,行笔易流畅而难迟重。董其昌毕竟是个中老手儿,加之功力深厚,故而依旧写得坚实沉着、铁画银钩,虽是作恭楷,而赋之以行意,可谓意恭而笔畅、态逸而气沉。前面说过,董其昌此卷师法《多宝塔碑》;但董其昌是一位成熟而有自己风格的书法家,字里行间更多的是自己的面貌和特征。如其中“人”、“命”二字的捺笔、“部”字的竖画等,都体现出明显的董氏格调。

遗憾的是,此卷多处漫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欣赏价值。

 董其昌是晚明一位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杰出艺术家,他的作品是他艺术思想的载体。因而,我们在读他具体的某件作品时,应在一般欣赏的基础上,去探求隐藏在作品背后和深处的东西,包括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它所蕴涵的艺术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董其昌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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