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叔子,比我长几岁,有同好,相交甚契,过往甚密,谈笑甚欢。但我老伴就怕他说话。他是湖北人,嗓子又大又沙哑,她一听就躲开。躲开正好,我俩可以畅聊。

 叔子是个才子,能书能画能治印,能文能诗能鉴定,且懂工艺美术。沈从文先生曾为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稿》改了四遍,增写了20余万字。

 有次到他家,他四尺对开长条,为我挥毫画出一枝芭蕉,然后用细笔挂下一根游丝,末尾画个蜘蛛,妙极!雅极!可惜我几迁住地,此画遍找不着,不知落于何人之手了。

罗叔子

 我当时推他治印第一,功力深厚。当年他在重庆鬻印,在一张盖满印蜕的印屏上,诸乐三题写了大段文字捧他。叔子豪爽,待我如弟,这张极有留念价值的印屏,竟能爽气地送我。我学生徐利明见了甚爱,我也就爽气地赠送与他。徐君现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也可算同叔子为先后同事。

田老大

 叔子曾为我刻了不少印。每来我家,取出印蜕,我看了叫好,他却不满意:“给你刻,不如意的不给,回去磨掉重刻。”有次为我刻了一方“田老大”(见图一),乃我去他家,硬抢回的。相交十余年,他为我刻印十多方,但我所得仅此一枚,惋惜之至!我也为他刻了一方“罗叔子”,幸好留下了印蜕(见图二)。

 “文革”时,他蹲了“牛棚”。无聊,偷偷治印,为每头“牛”刻一方,如:谢海燕、高孟焕、张道一等。一天,正在刻印,张道一去了,叔子停下,突然说:“不刻了!”连刀、连未刻竣的印石,还有一本印蜕,全部交与道一。第二天,他吊死在后山的树上。这是道一告诉我的。

 “文革”中,一天,张道一来,悄悄取出一个小本,翻看,原来就是叔子在“牛棚”时,为众“牛”刻的印蜕,精极!道一恳切地说:“你来题几句吧,你是他的好友,只有你够格!”我真是欲哭。当时的气候,难题啊!(南艺在“文革”中自尽的,“造反派”称之为“海、陆、空”。张宜生是投河死的,是“海”;有位女教师是吊在床杠上死的,是“陆”;叔子是上吊死的,是“空”)但我又得悼念他。一般言辞,有甚意思?不知怎的,一落笔竟写上:“叔子空前之作。”人家看了,以为赞他刻印,其实我在纪念他,是“四人帮”迫害,含恨上吊死去!

 还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叔子待我大好,每次出游,如到北京、杭州等地,为人治印,总是用纸拓下印蜕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杭州那张,印有潘天寿等人的,还请邓白写了题头。扬州有位叫祝竹的,他也刻印,来我处要求借去看看,我想都是同好,就借与他了,一直没有还给我,他若能提供出来,问之于世,也是给印界提供出叔子的一些遗作。

 叔子早期印,学秦汉印玺,深得精髓。至南艺时,已攻黄牧甫,用古币文字入印,用刀挺拔,别有一番自己面貌,可说是别开生面的,也是值得印界人士学习的。

 还有一件趣事,是拾青花瓷片。

 最早拾瓷片的事,是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同在南京。叔子带我去台城,莫愁湖边,各拎一只布袋,低着头,扒着泥巴去寻找。这形象有似旧社会那些烟鬼,在拾香烟屁股(烟蒂)。后来是作家章品镇带领,去荒地、河边,东寻西找。假使拾到一片碗底有“大清康熙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甚至“大明宣德年制”字样的,就高兴得又蹦又叫,宛如孩提。

 瓷片我已收藏数百片,图案繁多,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楼台亭阁、山水树木,应有尽有,数百年来经老艺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民窑,寥寥数笔,潇洒简约,纯朴典雅,叹为观止。

艺人千锤百炼之绝技,非常人所能及也!此说和治印虽非同道,但艺术趣味当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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