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行书信札册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代赵之谦行书信札册(右图为该册选页),每页纵23.2厘米、横10.2厘米。信札之末钤有“赵之谦”白文印一枚。

 赵之谦年轻时研习颜体,作品温文尔雅、雄浑洒脱。他自言:“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他于颜体用功之勤。清代中晚期,在“崇碑抑帖”的书法理论影响下,帖学渐衰而碑学兴起,“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赵之谦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其性格,凭其才能,绝不甘心落于人后。他以包世臣《艺舟双楫》作为自己由颜体转为魏碑的指导理论,着力碑版,并且越来越爱上碑版。他说:“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从此,他逐渐与“二王”体系分道扬镳。到他赴京时,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大量搜罗碑版古刻,对《郑文公碑》格外心仪。赵之谦的转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36岁左右逐步弃颜入魏,并一发而不可收。至40岁前后,其碑体书法风格已初步形成,但他仍然自找毛病,认为作字“起讫不干净”。50岁以后,其书法终至“人书俱老”之境,心手双畅,已是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了。由于有赵之谦、张裕钊等人的大胆实践和积极引领,清代晚期,碑风大为盛行,涌现出了一批写碑高手。

 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件信札,从中不难发现,赵之谦已将篆、隶、楷等书体的浑厚凝重融于飘逸洒脱的行书之中。他以魏碑方峻之笔,写出了流美自然的字体;以魏碑体势作行书,笔力刚劲,沉稳老辣,有古朴茂实之风。作品不仅有魏碑的沉雄方厚,而且血肉丰美,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拙。一个书法家如果能使多种书体统一起来,则说明其艺术风格已经形成。他的这件作品,可以说已将魏碑书体与行书做了有机结合,诸法并施,高度统一,当是其风格成熟之后的写法。此作书写以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正之中略取右倾之势,欹正相生。赵之谦作品中数量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这类行书。众所周知,赵之谦碑体行书是具有独创意义的,在没有多少前人可作参照的情况下,他将碑体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实属难能可贵。

 赵之谦年轻时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除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此类行书之外,他还擅长其他多种书体以及绘画和篆刻。绘画上,他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擅画人物、山水,尤工花卉,为清代杰出画家。其绘画作品用墨奔放,笔力雄健,富有新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赵之谦的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习浙、皖两派,继而又在作品中掺以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成分。他不墨守成规,善于化前人之法为己所用,形成了章法多变、意境清新、娴静遒丽的风貌,并创阳文边款的新样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篆书、隶书是他的“附带书体”。虽然他涉猎很广,但他仍说:“平生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篆、隶是他用来为学习魏碑正书做铺垫的。他的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参合魏碑笔意,别具一格。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冷君、铁三、叔、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自幼读书习字,曾以书画为生。赵之谦三次参加会试,可惜均未考中。他先后担任过《江西通志》总编和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其平生著有《悲庵居士文》、《悲庵居士诗》、《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二金蝶堂印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