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行草自书诗轴

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使书坛出现了不同的审美走向，造就了一群抒发异端情感的书家。黄道周就是其中之一。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或作幼平），一字螭若、螭平，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与王铎、倪元璐相约攻书，时人称“三株树”、“三狂人”。精历数、天文、皇极诸书，也擅山水、松石，书画奇古。著述甚富，有《易象正义》、《三易洞玑》、《太函经》、《续离骚》、《石斋集》、《春秋揆》、《孝经集传》、《洪范明义》等。明徐霞客赞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学问直接周孔，为今古第一”。

　　黄道周把作书看成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然而其在深厚学识滋养下建筑起来的书法大厦，却风标独具。其书超越唐宋，远绍魏晋，不仅存有钟、王之神韵，还上溯高古，汲取皇象、索靖诸家，绝去了明前、中叶书坛的佻靡之风，与时人拉开了距离。

　　黄道周的书法，带给我们的是怎样一种审美趣味呢？

　　在《与倪鸿宝论书法》中，黄道周有“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之论，可见“遒媚”、“浑深”便是其追求的审美格调。辽宁省博物馆藏的黄道周行草自书诗轴（见右图），可谓其书风的代表作之一。此轴纵189.2厘米，横50.4厘米，内容为黄道周书自作诗一首：“冏寺饶青草，边监中白金。贵人能按剑，县令亦投簪。匹马行天下，三旬克鬼阴。况当辽海外，饮醴碧蹄深。”从此作可以看出，黄道周创作时成竹于胸，书写时全身心投入，没了顾忌、少了羁绊，因此书写起来气脉畅达、一气呵成。此诗轴虽没有巨幅的形制，但在黄道周笔下已然气势十足。

　　“遒”是表现书家对线条的掌控度，劲健有力的线形赋予书作势大气满之感；“媚”则侧重于表现线条体态的丰富。黄道周以“遒”、“媚”为指归，借“遒”的力感来化解“媚”的柔弱，让“媚”的优雅来减弱“遒”的生硬，刚柔并济。再加之浑厚、凝练气韵的融入，所以此作中没有帖学的软靡，也没有徐渭式的狂躁，有的只是自身内蕴的彰显和气格的坦露。黄道周用笔胎息于楷书，方圆并用，相得益彰。笔画起始处多呈方形，尤见爽利，却又不似张瑞图长枪大戟、笔笔方折。其笔速疾涩相间，运筹自如，缓时如老者徐徐漫步，疾时像壮士飞奔，疾驰与顿挫结合巧妙。尤其可贵的是，其书写的文字不因速度的变化而变形。特别是在字内空间的调节上，如“鬼”字快速的提按圆转，在环绕中将勾连起伏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不得不佩服黄道周控笔的娴熟。

　　此诗轴结体欹侧右耸，左低右高，字字相衔。黄道周没有一味地将字形压缩收扁，反以字形的高低、宽窄形成自然错落，夸张耸肩欹斜之态。在压紧的字形中，出人意表地扬长竖画。如“中”字，直率利落的竖画纵向延展，毫无遮挡，令人猝不及防。如此刚健的笔锋和随形耸立的体势既可完好地表达晋人风韵，也不致将紧缩、奇肆的结体滑到狂怪的边缘。黄道周以侧锋造斜势，增强字态的动感，却也制造了许多圭角。或许正是与扁形的趋势所产生的同构心理有关，此书作给人以拘挛之感，形成了压抑低沉的基调。正如南宋陆象山所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足理。”笔触的造型特征很能泄露书写者的心理状态。这里，书家笔端呈现的就是其内心的积郁。

　　晚明书家喜用绫绢。此轴亦作于绫上，墨色浓黑，随着轻重、缓急的书写速度呈现出浓、淡、枯、湿的变化。整体布局上，黄道周采用行距疏松的方式，大幅拉开间距，而字取斜势决定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必须紧密，如果疏朗则势难照应。色彩的黑白、空间的疏密在书作中得到强化，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诡奇变幻、错落有致的章法以及跳跃绵密的点画，也为书家张扬个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观黄道周书作，不能不关注其落款的布排。在其看似自然无意的布局中，都有意地凸显自我，不加含蓄地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独特个性。黄道周四起四落、于乱世中颠沛的情态，在字势的力量感和压迫感中坦露无疑。他在笔端抒发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似乎与他抒写性情的创作心态相吻合。此自书诗轴的落款抢边而书，一疏一密，自成系统。其名字字体与正文无异，写得开阔舒展、恣意率真、浑然一体。

　　人在精神压力下，必然要寻找宣泄、解脱的方式来排遣胸中抑郁之情。特别是恪守儒家典则的忠诚之士，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自我有意识的书写、绘画让自己冲破外界的桎梏，让身心在笔墨交会中得到暂时栖息。黄道周纵横睥睨、峭厉方刚的字势体态，亦与他刚毅、耿直的秉性如出一辙，字迹中烙下独特的个人印记。是否在书写中赋予自己的审美取向、用笔墨抒发个人的价值观，这也许就是书家和书匠的差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