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猷行书《游太山》诗屏

        晚明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自明代中期以后，政治上出现了以失败告终的张居正改革运动、持续九年的“奢安之乱”，以及东林党派同魏忠贤阉党的斗争；思想上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呵佛骂祖、贬低程朱理学的“异端”说法；经济上空前繁荣，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活中充斥着越礼逾制、放荡不羁的享乐倾向，追新逐异、表现个性成为时尚。明代中期至末期，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秩序、世态民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在书法艺术上。

　　明代的书法艺术，是在继承宋、元帖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时至明末，书坛上旧有的审美规范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等人异军突起，给书坛增添了新鲜血液。他们以一种纵横凌厉、酣畅洒脱的气势，一扫温文尔雅、甜美柔媚的书风，在书坛上掀起了一股引人注目的革新浪潮。方大猷便是这场革新浪潮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方大猷（1597-？），字欧余，号允升，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是明末诗、书、画三绝的人物。其山水画宗董其昌，间为倪云林、黄公望两路，多湿笔。他工诗文、擅书法，书法多以行草为主。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方大猷行书《游太山》诗屏全六屏（右图为其中三屏），各屏纵185.3厘米、横48.8厘米。方大猷自书《游太山》七律六首，成六幅条屏形式。此作行笔劲健，欹侧取势，具有明末黄、张诸家之时代风格，尤与张瑞图为近，又各具特色，无雷同之感。末屏有“孔圣公”上款，故此诗屏当是为曲阜孔府衍圣公而作。

　　方大猷行书《游太山》诗屏的艺术风格已臻成熟阶段。其字迹中的点、线及风格特征等与同时代的张瑞图书法更近，其中有些字表现为米芾壮年时的书意，从中也见“二王”遗韵，因而此作表现的应该是方大猷在继承传统后形成的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此作追求清劲健爽、干净利落的笔意特点，运笔中的提按、顿挫、使转灵活自如，点、线的组合极熟练，不仅具有娴熟的书写技巧，而且表现出极强的驾驭笔墨的能力，笔姿灵动，体现出较强的节奏感、韵律感、运动感。在结构上，此作字形的大小、排列的疏密，既参差错落又相互呼应，分行布势时气息贯通，颇有酣畅淋漓之感。总之，方大猷此件六条屏所展示的是长期的书法训练和良好的综合修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书法面貌。

　　方大猷书法挺劲古逸，用笔劲健老辣，多以行草为主。评论方大猷的书法成就，不能脱离有明一代的书坛实际。众所周知，明朝人大多跳不出帖学的圈子，尤其崇尚右军书体。方大猷尤有过之。从艺术角度上说，明末的方大猷是一个有才华、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书法家。明代尽管出了像祝枝山、董其昌、文徵明这样的大家，但是他们的书法都是同一类型的圆润秀美、匀称平稳，始终摆脱不了“二王”的窠臼。方大猷却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上走出秀润圆媚的书风，力矫时尚，于“二王”风格之外独开蹊径，是有着过人的胆识的。他将用笔大幅度的翻腾折角发展到了极限，与古人拉开了距离。可以说，方大猷与黄道周、张瑞图一样，不愧为晚明书风变革的先锋人物，在晚明书坛上独领风骚。明清以来，后人对他们在书坛上的功绩倍加赞许。站在今天客观的角度评价方大猷，笔者以为，他在艺术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他在仕途之外，想借用书法这块天地来平衡自己———也许在这块奇妙、纯真的沃土上，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尊严和人格。

　　方大猷同时也是个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读其诗，如见其景，给人以清幽静谧之感。而此件书法显现的则是意到笔到、不拘成法、信手写来、流畅自然、清雅平淡的风格，字与字之间疏朗匀称，自然舒展，纵收得体，潇洒率意，随意中不失端庄遒劲，法度严谨，点画不悖。从笔墨风格上，亦能看出其受明末书风的影响。此作结体张弛有致，气息畅达，笔锋挺秀，是一件难得的书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