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行书尺牍卷

       信札在古代属于文体的一种。姚鼐《古文辞类篹》把文章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等十三类。“书说”包括“书”和“说”。“书”就是一般的书信，“说”则是游士游说的言辞。魏高祖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词赋欲丽。”“书论宜理”是说书信和论说应该做到条理明畅。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唐韩愈《答李翊书》、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信札，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除了文辞之美外，书法之美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王羲之一些著名的书帖如《丧乱帖》、《得示帖》、《二谢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姨母帖》等都是信札。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古代名人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也是一通信札。乾隆皇帝珍藏的“三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同样还是信札。因信札是实用文体，鸿雁往返，使历史上许

多名人的墨迹因此留存下来。这里介绍的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李光地行书尺牍卷（见下图）即是一例。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又号榕村，福建安溪人，人称“安溪先生”。李光地乃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起，第二年耿精忠反。康熙十四年，台湾郑经破漳州。此时李光地适请假呆在家乡。他遣使密带蜡丸入京，献用兵计策。康熙十九年，郑经退回台湾，第二年病死。李光地立即奏请收取台湾，并建议任用郑经降将施琅。七月，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台。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收复台湾。李光地还京后，累官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卒谥“文贞”。李光地在治理漳河、滹沱河及永定河时也卓有成效，受到康熙的青睐。因李光地政绩显著，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

　　李光地是政治家，也是一位学者。他笃信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其一生著书丰富，有《榕村全集》、《周易通论》、《尚书解义》、《洪范说》、《孝经全注》、《大学古本说》等，在清初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李光地因为官清勤自励而遭一些人的嫉妒，故他后来越来越谨慎寡言、明哲保身。

　　李光地虽然在书法上颇有造诣，但或许被自己其他领域的影响所掩，故不以书法名世，墨迹存世很少。笔者所见数件都是尺牍、诗稿、手稿之类，尺幅都很小。而此件行书尺牍卷也是如此，字径多在一厘米左右。此作为纸本，纵19.7厘米、横55.7厘米，通篇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此卷书法气息安详，笔法精到，提按、顿挫、转折分明清晰，细劲处飘逸、灵动、洒脱。此作有二十余行：前半段较为平稳，波澜不惊；后半段开始起伏变化。此非人为所致，皆因书信内容的格式要求，在行列之间自然形成高低、疏密变化，通篇章法为之活泼、生动而耐看。此卷字虽小，但却有大字气象，字的收敛与开张、墨色的枯与湿等对比变化，都能让人体会到书写者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巧。所以此卷尺牍章法的佳妙，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信格式所决定的。此作中“农”、“屏”、“厮”几字，左边都有伸展开去的长笔画，在收笔处绝无一点雷同。书者在书写时如行云流水，手随意运，未必刻意去求变化，但却处处都有变化。这就是书者在长期的练习中养成的意识和素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历代文化名人信札中往往蕴藏着许多重要的史料信息，这也是为人们所留意的部分。书法之美加上文字的内蕴，在手写书信近乎绝迹的今天，此卷尺牍似乎还能给人以旧日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