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等。李氏家族乃当地的名门望族。明万历、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专权，官场腐败，政治黑暗，李流芳遂“绝意进取”，曾表示：“精舍轻舟，晴窗明几，看孟阳（程嘉燧）吟诗作画，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也。”他自建“檀园”，个人专著即命名为《檀园集》。李流芳才能全面，在诗、书、画、印等多方面贡献非常大，在当地名望之高，几乎难以想象———与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合称“嘉定四先生”，与董其昌、陈继儒、王时敏、王鉴等合称“画中九友”，与归昌世、王志坚合称“三才子”。其山水画师承五代董源、巨然以及“元四家”。李流芳亦精于篆刻，宗法文彭，上溯秦汉，自具己意，与何震齐名。同时，他也是一位诗文高手，诗风自然平易、质朴清新，类似于陶渊明、白居易，强调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认为性情乃诗歌之生命。他的书法创作同样遵循这一艺术宗旨。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李流芳自书诗轴（见左图），为行书、纸本，纵58.5厘米，横30.4厘米，按照字数多少与尺幅规格可以推断出字形大小。因为是有感而发，故此作一气呵成，自始至终无一懈笔。此作起笔、收锋极用力，多有棱角，行笔有动势，沉着利落、纵放有度，收笔较为含蓄，节奏平稳而错落有致，不失灵动之感，以气韵取胜。其结体肥瘦得宜，略变扁方为修长，纵向上加大向上的倾斜角度，从而加强整幅的动感，这也是一种求变的方法。李流芳以苏轼为模范，取苏字扁平的形体，去其丰腴及天真烂漫，出以劲挺的笔道，于是笔致含蓄，圆劲有力，点画细微处又自出意匠，筋骨峻峭、潇洒典雅，自然舒展而无矫揉造作之态，颇得苏字风神气度又具自家面目。李氏行书学古能变，自出机杼，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可谓是明代学苏的佼佼者。
这件作品记述的是一次坐船的经历。所谓“济河”，按照诗句中“京路三千余”、“迢迢春明门”来推断，应该是京杭大运河之别名。运河每次放闸，都会把大量的水放掉。当水量不很丰富时，就不可能为一条船而放闸。有时要等上一整天才能放闸，所以李流芳在诗中抱怨：“济河五十闸，闸水不濡轨。一闸走一日，守闸如守鬼。十里置一闸，蓄水如蓄髓。”这首诗揭示了古代一种常见的“书画船”现象，诸多名作都是在船上完成的。如宋苏轼《赤壁赋》中记：“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宋米芾《吴江舟中戏作》记录的是船夫为小钱而争吵的事情……一直到民国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与船相关。李流芳在诗中最后感叹：“人生天地间，所贵适志尔。八极可横骛，风云属鞭弭。”又云：“缰锁一著身，事事不由己。请君转头看，即此有妙理。如彼名利人，皇皇走朝市。当其守闸时，静躁皆如此。”现在交通工具都在提速，速度太快了，很快就到达目的地，就没有这样的思考与情调。
李流芳此作落款中注明“闸河舟中戏效长庆体”。所谓“长庆体”，源于唐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最早见于南宋后期诗人戴复古的词作及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戴复古有《望江南》词四首，其三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刘克庄则明确地以“长庆体”指称《琵琶行》一类诗歌。就写作时间而言，白居易的长篇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等皆成于宪宗元和年间，并不是穆宗长庆年间，所以并非因创作年代而得名。“长庆体”后逐渐成为长篇叙事七言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诗人吴伟业大量采用这种格式进行创作，写下了《圆圆曲》等名篇，后人群起仿效，遂大行于世。
从李流芳的经历来看，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敏而多能，注重诗、书、画、印的结合，个人成就显然得益于多方面的综合修养。他的作品一方面是个人情怀的体现，同时也是个人才华施展的不同方式。他平素题画多用行书，行笔流畅，诗之内容明朗清俊，与画面相得益彰，可谓之“合”。合即和，和即合，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二是追摹古人，作品多见唐、宋笔意。李流芳书法源于苏轼，尤擅长行、草二体。其书画同时又受董其昌影响，力求生秀古淡，并显现出浑厚大气、自然严谨的风貌。他在《跋摹书帖》中认为，学书法要临帖，但不要成为字匠，应汲取传统精髓，师古出新，自具风貌。三是绝意仕途，遣心自娱。李流芳早年一直忙于科举，书风极为严谨。年近五十时，他再也无心于仕途，心境渐渐变得开阔，书风潇洒、放纵、随意，不再斤斤于一些细节。他在《跋题画册》中说：“稍存笔墨之性，不复寄人篱壁。但当世耳食者多、识真者少，聊借千载上诸君子之名，以恐吓之。效颦学步，非予本性，令摹古者见之，当为一笑。然后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赏形似之外耳。”能有这样不凡的认识，艺术品位自然胜人一筹，故而明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名士风流，宛然笔墨之外”。
明代中期的书法，吴门派和华亭派占据主导地位。就文人的命运而言，要么入仕，春风得意，如董其昌；要么因某种刺激而绝意仕途，如文徵明、王宠和李流芳等人。这两种命运都会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形成。明与宋之间相隔了一个“元”。元代是一个“八娼九儒十丐”的世道，整个文人阶层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此种情形之下，明代文人和宋代文人不免遥相呼应，心有默契。宋代的苏、黄、米等严格来说，乃仕途不畅者。仕途不畅，心情也就不畅。尤其是苏、黄，一生受尽苦难，颠沛流离。米芾只做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聊以自遣。李流芳追慕前贤，以诗书自娱，其书法与宋人存在声息相通之处，并不奇怪。书法的传承，正是后世书家对前辈的解读与呼应。这其中，更主要的是一种文人相互之间的心性与精神的作用！
李流芳久居嘉定，仅就地域而言，当然不能脱离董其昌的影响。有人说李流芳在晚年完全折拜于董其昌门下，此言失之偏颇。其实李流芳自始至终有别于董其昌，毕竟人生经历大不相同，此间值得细细玩味。退一步来讲，董其昌本身也是学米的。李流芳在苏轼之外还受到米芾影响，如此作中的“委”、“哉”、“戏”三字，与米芾《苕溪诗选》中同字相比，可见不完全出于苏，更非全盘学董了。李流芳因为过早离世，艺术探索戛然而止，最终没有达到艺术顶峰而成为一代大家，只能算是一代名家。李氏在晚年曾草书唐宋先贤诗达数十巨册，既研诗律，又练书法，可知其习书之勤奋、练字之功力，难怪董其昌赞曰：“其人千古，其艺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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