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伯仁的《松风高士图》

    “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惟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声，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之于京。”这是吴门画派一代巨擘文徵明对家乡苏州的称赞。正如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汤哲明先生所言，“吾吴”业已成为整个江南艺坛的代名词，成为象征文人画内涵的符号。

　　文徵明在嘉靖时期主盟吴门艺坛达32年。文氏家族多擅绘事，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十余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画世家。美国汉学家高居翰在《江岸送别》一书中特别提及文徵明次子文嘉和侄儿文伯仁；而陈传席认为，在文徵明的子侄中，当数文伯仁绘画成就最高。

　　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山人、摄山长、葆生、摄山老农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据明代姜绍书《无声诗史》记载，他“好使气骂座，人多不能堪”。年轻时，文伯仁因某些争执而兴讼公堂，控告叔父文徵明，结果被文徵明反告一状，被判入狱。《无声诗史》又载，文伯仁“病且亟，夜

夜梦金甲神呼其名云：‘汝勿深忧，汝前身乃蒋子诚门人。凡画观音大士像，非斋戒不敢落笔。种此善因，今生当以画名世。’觉而病顿愈，而事亦解矣”。此事或许有编造之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伯仁攻画的心诚意笃。《无声诗史》还记载，他病愈出狱后跟文徵明学画，“时以巧思发之，横披大幅，颇负出蓝之声”。清代徐沁《明画录》亦谓文伯仁“所作山水，笔力清劲，能传家法”，其“横披大幅，岩峦郁茂，不在衡山（文徵明）之下”。明代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把文徵明与文伯仁叔侄两人的作品同列为“妙品”。晚明董其昌为文伯仁《万壑松风》作跋，认为其笔力胜过“元四家”中的倪瓒。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石守谦在《风格与世变》一书中提出“避居山水”的概念：明代南京与苏州两地失意文士在文化界中势力的兴起，导致了那里的人们对含蓄中犹带感伤、哀怨之情的作品的欣赏。文徵明晚期的作品就蕴涵着这种情绪。石守谦还指出，文伯仁作品中，繁杂细致的山水细节、精密的皴染质感，以及狭长画幅中复杂、密实的结构，也都体现了“避居山水”的特征。这些，我们从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松风高士图》（见右图）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来。

　　《松风高士图》为纸本水墨，纵98.7厘米，横27.6厘米，是文伯仁晚年的力作。画中山峦高峻，危崖峭壁之间，山径曲折，飞瀑直下，注入山前的清溪中。苍松翠柏隔岸呼应，遮掩草堂。高士曳杖而立，神态安闲。作品用笔清秀爽利，墨色淡雅苍润。

　　文伯仁画中的题跋小楷十分工整，自谓仿赵孟頫，实则仅师其大意。其画更多取法元代王蒙及文徵明风格。试将文伯仁《松风高士图》与王蒙《素庵图》做一比较，可见水口、坡石、松柏多有相似。此作近处的坡石先以淡墨勾勒，再以干墨或浓墨点苔，分出坡石的脉络。画家在水口处横抹几笔，既显画面空灵，又让人感觉水波轻漾。夹岸的松、柏先双勾树干，再以劲利的短线写松针，以密圈作柏叶，枝柯交错，如虬龙劲舞。茅屋被丛树掩映，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感。远处群山取自文氏画法。画家先以细密皴法定基调，再以淡墨勾勒山骨，然后用干笔作解索皴、牛毛皴，看似随意点染，却让山体层次分明、凹凸有致。千岩万壑、崇山峻岭、山径盘旋、涧水曲折，苍莽之气毕现于纸上。由于画家用笔多变，又着意经营，所以画面既浑厚华滋，又开阔旷达，毫无促迫感。画家在松树下的桥头处设主、仆两人，有画龙点睛之功，正如文徵明诗中所云：“万叠高山供道眼，千寻飞瀑净尘心。”寄情山林、不求闻达的高士，让这幅山水画有了更深远的韵味。

　　尽管同时代画家对文伯仁评价较高，但他的作品仍属“吴派”余绪———守成有余，创变不足。在高居翰看来，文伯仁画中挤满了“吴派”的细节，而且是堆积、排列而成，不是按照画面的组织结构加以布置……这是以文徵明的画作为仿效对象，但却不幸失败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