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鲜明个性的作品支撑自己

据《梁书》、《陈书》、《南史》记载,参与昭明太子萧统文学集团活动的文士有刘孝绰、王筠、殷芸等三十余人,而参与梁简文帝萧纲文学集团活动的文士则有徐摛、张率、庾肩吾等四十余人。这些文士围绕在萧统、萧纲周围,各呈锦绣文章、笔墨精华。如果仔细留意,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过去是比较普遍的:在一些喜爱文学艺术的官僚周围,会有许多的文士,他们在官僚们提供的平台上,共同推动文艺的发展。

 在古代社会,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却有许许多多的小团体,成员或为了同一个宗旨而相聚,或宗旨不一却凭共同趣好而相激相励,这不仅对个人的兴致有助益,而且聚散随缘,符合文人的禀性与情调。

 为什么文士乐意聚集于官僚的幕中,成为以官僚为中心的小团体呢?那是因为这些执掌权柄的人能够为文士们提供活动的舞台或者经费。舞台和经费都是很重要的。足够的舞台和经费能使文士们尽情地施展或表现自己,并使自己的创作成果更顺畅地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让更多的人感知、认同。同时,文士们也更有机会脱颖而出,为执权柄者所注意。现实生活是趋利避害的。在文士的这种集合中,其有利的一面便是能够相互切磋、促进,形成推动的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官僚对于文艺的喜爱是有一定的感召性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老话说明了权势是起一定作用的。唐太宗对于书艺的喜爱,包括其亲撰《王羲之传论》,是能够触动朝野书法家敏感的神经的。于是,书家蜂起,书作众多,朝野汹汹。史书上曾记载唐太宗与三品以上官员欢宴于玄武门,太宗作飞白书,众臣乘酒竞取,其乐陶陶。这使我们看到一位高深莫测的君王心态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使其能够和清高的文人们暂时相处。书法艺术固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而且这规律是不可破的,但时势的影响也时时在起作用。譬如执权柄者对于书法的热爱,总会起到推动效果,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书法史上可以看出,每个朝代都有热爱书法的高级官僚,有研究,亦有很高的创作能力,对于一般的书法家也很有聚合力、亲和力,有的甚至为书法史所大书特书。

 对于书法家而言,共同入幕于有权势的官僚,当然也存在消极因素———他们是否有能力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本色,比如说书法家的立场和艺术表现形式,这些东西绝不能因为依附而被扭曲或丧失。就像萧统、萧纲集团中的文士,有的并没有因为“二萧”的某些喜好倾向而改变。书法家应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为前提,就像褚遂良、虞世南,他们也和冯承素一样摹写过《兰亭序》,但一轮到自己创作,笔下流动的就是极其鲜明的个性。真正的书法家真正创作时是不会取悦于权贵的。文人聚会,可以显示随和、任意的情性,而创作时则需呈现差异。倘人人如此,这样的文艺集团就有旺盛的生命力了。

 《宋史》中谈到刘忠肃告诫弟子:“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这大概是从文人的心态来言说的。想借权贵来支撑自己,缺乏自信、自足的精神力量,完全忘记了支撑自己的其实还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