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阿Q正传》,常常纳闷:鲁迅为什么要写一个白痴?老师们为何对这个白痴如此津津乐道?祥林嫂和孔乙己难道不比阿Q更真实、更生动吗?阿Q真的存在过吗?后来,看到丰子恺画的连环漫画,不禁心生疑惑,这就是阿Q吗?半秃不秃的头顶,倒长的八字眉,厚厚的嘴唇高高撅起,目光中带些惶恐,又带些不满。一身补丁衣服,腰间竖插着烟杆(见图一)。丰子恺笔墨恬淡清雅,线条拙朴简约,但他在画阿Q时,那种至纯至美的意境好像不见了,仅仅保留了一种文人特有的幽默感。于是我便借着这份幽默,去笑阿Q的愚弱,笑阿Q的浅陋,但这笑意却不甚开怀。大概愚弱与浅陋,罪不至死,换作是我,被稀里糊涂地杀了头,必然不是这种反应,因此我对阿Q又生出些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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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时起,我就认为阿Q是名副其实的可怜虫。这也和书本上讲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创作宏旨大体吻合。偶然看到程十发的《阿Q正传一零捌图》,却又觉得阿Q不是那样可怜(见图二)。他比我想象的要健壮,憨头憨脑,与小D打架时是何等生猛,欺辱小尼姑时又是何等刁蛮。看他挨了打或是打了人后都是一副心安理得的神态,倒让我有些羡慕。程十发的画风原本是纤细华美的,此时却疏放了许多。他的水墨功夫足以让人感受到江南小镇封闭而衰败的气息,阿Q置于这般场景,便显得真切起来。由此我断定乡下的流浪汉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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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阿Q的形象见得越来越多了。电影、话剧、插图、漫画、连环画、雕塑,都各具面貌。看这个也像,那个也像,可又不完全像。我原先的某些观念动摇了,对这个人的印象渐渐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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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后,听大学老师讲:阿Q是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性格缺陷的集合体,也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底层人物的集合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阿Q的影子。这便可以说得通,为什么艺术家塑造的阿Q各不相同了。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概括性”的阿Q形象,来自丁聪的木刻插图(他还作有素描插图)。丁聪一贯的诙谐与潇洒被严谨与静穆所取代。鲁迅原著全用古代小说中的白描笔法,不见一处说理。若非大家手笔,阿Q早就成了样板戏里的一个龙套。丁聪塑造的阿Q,神髓得自于原著,虽保留着漫画的痕迹,却已不再简单。细腻稳健的刀法中隐含着一股阴郁之气,仿佛那个在悲惨命运重轭下的卑微灵魂,在镜子里向我张望。每多看他一眼,都要以沉痛的自省为代价。狭隘、麻木、冷酷、狡猾,还有多少人性中的痼疾没有被他容纳?这些传统岂是一个民族可以背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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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丁聪为《阿Q正传》配置的插图以后,我便开始留意木刻。后来发现,以鲁迅作品或鲁迅事迹为题材的木刻作品如此繁浩。鲁迅生前曾大力倡导木刻,这种艺术形式便成为解读其作品和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手段。彦涵和刘建庵都塑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阿Q形象。上世纪70年代,赵延年同题材的木刻作品的出现,以其刀劈斧斫之势,夺人心魄。赵延年刀法老辣劲悍,画面对比强烈,与鲁迅犀利的语言遥相呼应,被人惊呼为阿Q的标准像(见图三)。我虽见多了阿Q,却也不免震撼。那张曾经模糊、破碎的脸又重新聚合起来,他变得古怪而丑陋,自轻自贱者的颓然,玩世不恭者的不屑,饱受欺凌者的愤怒与麻木不仁者的狂喜,都被锋利的刻刀活活解剖一番。这个阿Q已足够概括,也足够凝炼,凝炼得让人不快意,凝炼得寒气凛凛。鲁迅对阿Q的戏谑在这里变成了阿Q的自嘲与宣泄。他的真性情一旦写在脸上,原是这般疯癫,这般不可理喻。

 在我看来,每一张阿Q的画像都是原著在画家内心折射出的影子,也是画家创作心境的自然流露。赵延年构思和创作阿Q的年代,知识分子遭受的压抑和苦闷,与鲁迅反叛旧文化的态度具有契合点,一经释放,便与鲁迅的呐喊声有了共鸣。由此上溯到1938年,当蒋兆和的《与阿Q像》(见图四)问世时,却赢得了另一种共鸣。与其他阿Q相比,这一个形象最为写实,连额头暴凸的青筋也触手可及。两腮深陷,目光迟疑,一副病弱之躯孤零零地伫立着。可他还没有彻底沉沦,那握成拳头的右手分明是有所抗争的,至少是有了抗争的冲动,让我们在酸楚之余,也能借他的勇气获得安慰。这幅力透纸背、苍凉遒劲的水墨画,诞生于中国积贫积弱之时。蒋兆和的阿Q实为《流民图》的一角,在他身后,是水深火热中的芸芸众生。立意高了,画自然大气,即使与原著的描写有所出入,却也与鲁迅“振其邦人”的理念不谋而合。海明威说过:“作家是个发现者。”鲁迅发现了一个人物,又促使画家们一次次地去发现。

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整个民族的心灵轨迹。

 今天,阿Q的子孙们已经摆脱了贫弱,似乎强壮了许多,也富足了许多,可是离脱胎换骨还确有些距离。随口骂一声“劣根性”,给别人扣一顶“阿Q精神”的帽子,都显得很洒脱,可要动真格儿的,来个彻彻底底的改造,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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