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涵和老伴白炎两人都耳聋得厉害,我每次去看望他们,不是按门铃和敲门,而是用手使劲地拍门,而且要拍好久才会有人出来开门。每次见到彦涵,总能听到他很多的创作构想,在他并不宽敞的客厅和画室,也总能看到他许多新创作的作品,他火一样燃烧的创作激情,他拼命三郎一样的工作精神,常常让我们这些晚辈感到汗颜。说到自己的一生,今年93岁的彦涵万般感慨地说:“我的生命充满激情,也很顽强,我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对于所经历的一切,我无怨无悔,我甚至认为是苦难擦亮了我的生命。”

 青年时代,叛逆和抗争使他的血总是那么炽热

彦涵1952年版画作品《我们衷心热爱和平》

 1916年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富安村的彦涵,少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上中学时,就开始参与组织学潮,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仍被学校作为危险分子除名。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活,从小就十分喜爱美术的彦涵经过一番努力,进入了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1937年,侵华日军逼近杭州。彦涵只好随艺专师生沿钱塘江向西转移。撤退到长沙时,彦涵怀着一腔热血,组织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这期间,他经常到一家“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籍,还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躲在被窝里看,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在长沙时,他还偷偷跑去听徐特立同志的政治报告,无意中了解到许多延安的抗战情况,从那时起,他开始在心里向往延安。

 1938年夏天,彦涵的许多同学怀着美好的艺术梦想,纷纷出国学习美术创作。而彦涵经过一番痛苦思索,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抉择,他在没有任何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和一位同学徒步跋涉11天,行程800余里,奔赴中国西北小城延安。 彦涵在晚年回忆说:“我那时对革命很无知,但却真心实意想参加革命。我原来是想去法国留学的,但国家受到日本侵略,国家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个人的前途?”

彦涵1948年版画作品《豆选》

 彦涵到达延安后,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当时延安的物资极为匮乏,美术材料更是稀缺,只有梨木板随处可见,就这样美术家们在延安兴起了木刻运动。彦涵报名参加了木刻训练班,他的木刻创作也由此开始,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以自己朴素、粗犷而又浪漫激情的创作风格,逐渐成为“解放区木刻”代表人物之一。  

 1938年冬天,彦涵身穿八路军粗布军服,随军渡过黄河,穿过日寇封锁的同蒲铁路,来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从此,他作为“鲁艺木刻工作团”的一名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刻刀,开始了自己的战斗生涯。在太行山,他几次经历日军大规模扫荡,许多战友在突围时牺牲了,而他却一次次传奇般地死里逃生。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战斗岁月,彦涵每天都在和死亡进行搏斗,但他从未想过离开那里,他说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像战士那样战斗,即使是在1942年众多的艺术家都回到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彦涵依旧战斗在太行山区。  

 1943年彦涵奉命回延安,担任鲁艺美术系研究员,相对平静的创作环境,使他在延安窑洞里创作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等一大批反映抗战的木刻作品。周恩来还把他创作的16幅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作为珍贵的纪念品送给了美国朋友,想不到美国《生活》杂志很快就以袖珍版出版发行,后被美军观察团带回延安。据说,这本木刻连环画还发给在远东战场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的斗志。这在当时起到了宣传抗战的重要作用,日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的珍贵历史见证。

 身处逆境,信念之火从来不曾熄灭

 1957年初夏时节,彦涵在军事博物馆创作《八路军东渡黄河》,并未参加“整风”运动。后来,单位领导几次动员他参加会议,彦涵在会上坦率地谈了自己对美术界的一些看法,想不到厄运从天而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降级降薪”,还被安排从事打扫厕所的工作,后又被下放到河北怀来劳动改造。1959年春,繁重的劳动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彦涵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胃溃疡也更加严重,不断地呕吐,终因胃穿孔导致昏迷不醒、气若游丝,经全力抢救,将胃切除五分之四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彦涵成为“摘帽”右派,他不顾还在“控制使用”,就重新拿起刻刀。为《革命烈士诗抄》创作了吉鸿昌、叶挺、何叔衡等6幅烈士肖像插图,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曹靖华、巴金、闻捷、鲁迅等作品创作插图,还为军事博物馆创作了超大型木刻版画《百万雄师过大江》。

 原以为苦难就此结束,可没想到“文革”开始后,彦涵很快就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五七干校”,被安排做掏茅坑、起猪圈等又脏又臭的活儿。 1972年春,上级通知他回京,为一些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创作书画作品,彦涵同其他几位画家一起苦干数月,圆满完成创作任务,受到周总理表扬。可事隔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这些书画被集中起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内部展览”,定性为“黑画”,还组织画家去接受批判。彦涵在接受批判后,被分配到北京北郊一个农场的伙房当伙夫。 

 彦涵深感痛苦、屈辱和困惑,但他的人生信念从来不曾改变,他相信生活总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他一生历经磨难,但从不抱怨和消沉,而是把这些人生经历和感悟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创作动力,他的自传命名为《感谢苦难》,他的自画像上题写着“幸存者”三个字,他还特意把巴尔扎克的一句话贴在桌子旁激励自己:“我的那些最美好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我痛苦和最不幸的时刻。”

 晚年岁月,彦涵在和时间赛跑

 晚年彦涵,衣着十分朴素,每天的饭菜也很简单,有时想换换口味,就到附近的餐馆去要几个喜欢的家常菜,吃剩的菜不舍得丢,总要打包带回家。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创作状态却一点也不逊于年轻人。他说:“我这一辈子无端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许多的艺术构想都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现在只能和时间赛跑了。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坐到画室里工作。要么整理从前的作品,要么创作新的作品。对我来说,创作是一种难得的权利,也是一种幸福。”他的创作领域十分广泛,在木刻、藏书票、油画国画书法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

 彦涵说:“对于一名艺术家,年轻时拼的是技法;中年时拼的是修养;而到了老年,拼的则是品格。”欣赏他的作品,让人体会到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对人生的深切观照。回顾彦涵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刻刀、他的画笔始终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即使是在晚年,他也坚持每天收看电视,关注形势变化,及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北京发生“非典”后,彦涵创作了版画《白衣天使》。2008年四川等地发生强烈地震,看到那一幕幕悲壮而动人的场景,彦涵再也坐不住了,他拿出一块木板,重新握住熟悉的刻刀,一刀一刀地开始创作版画《生死关头》,从起稿、刻制,到最后拓印完成,彦涵都是在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完成的。他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历史重大变革的时候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而且要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这是艺术家必须履行的责任。”美术理论家江丰说:“如果把彦涵的作品连接起来,那将会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彦涵的艺术成就,已为人们所公认和关注,他的家乡连云港市专门建立了“彦涵美术馆”。他还获得了中国美术最高奖“金彩奖”,被文化部、中国文联授予“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除我国外,在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家的30多个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也收藏了他的美术作品。

 与疾病抗争,以惊人的毅力多次战胜死神

 在彦涵的生命中,曾经无数次与死神遭遇,每一次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去年7月29日是彦涵92岁生日,全家人原本要好好庆贺一番的,然而,彦涵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被紧急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救治。医生的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了,彦涵由胆结石引发突发性、化脓性胆管炎,这是一种被称为九死一生的疾病,就是年轻人死亡率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更不要说是一位经历过两次心肌梗死、戴着心脏起搏器的90多岁的老人了。猛烈发作的菌血症,使彦涵浑身发冷,寒战不止,迅速引发心力衰竭、呼吸衰竭和肾衰竭。大夫无可奈何地说,这种情况下,他挺不了几分钟,告诉家人为他准备后事。彦涵手脚被“约束带”捆住,身上到处是管子和医疗设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生的渴望,而是顽强地和死神搏斗着、抗争着。他的儿子趴在他耳边说:“爸爸,我知道您现在很痛苦,但是我们要你活着从这里出去,像过去一样,我们去吃汉堡包。”彦涵点点头,虽然他的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而不能说话,也看不见纸张,但是他凭着感觉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出了3个字——“老八路”。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星期后,彦涵硬是挺了过来。医生说:“这是一个罕见的奇迹。”当有人问到彦涵的儿子,你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回答道:“父亲常说,永远不要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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