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嘉的《设色山水图》

      记得小时候曾读过一首《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写这首惜时诗歌的作者文嘉还是一位画家。文嘉的父亲就是“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文嘉秉承家学，与其父画风基本一致，堪称是吴门画派的中坚力量。

　　吴门画派的崛起有其历史与地域上的必然性。明代中期，“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吴地“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嘉靖《吴邑志》卷十四《土产》），丝绸、布匹“转贸四方”（同上），行销全国。在此基础上，苏州的手工业很快发展起来，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商业重镇，市民人数激增，茶馆酒楼、客舍市肆比比皆是。耽于青楼酒肆的唐寅有《阊门即事》一诗：“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此诗正是对15世纪的苏州经济繁荣的写照。当时先富裕起来的

的市民大多注重文化艺术修养。为了展现自己有教养、不俗，他们常在家里挂画，不仅在客厅、书房里挂，而且还在卧室里挂上几张。随着市民人数的激增，画作的需求量也大有增加。若某一位画家在当地出了名，购画者便蜂拥而至。如沈周去世之后，文徵明就成了吴门画派的领袖，声名大噪，故买画的人也就增多。由于买画的人太多，他只好自己开出清单叫弟子、子侄代笔，最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出售。可以说，吴门画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门画家生在富庶的城市，身上或多或少沾染了些许市俗之气。他们既没有六朝人的超脱，也没有唐人的大气；既没有南宋人的激昂奔放，也没有元人的清逸、苦闷。明代山水画与宋画相比，不如其峻厚、质实；与元画相比，又不如其生动、空灵。它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和娟秀、温雅妍润的气息。

　　在“明四家”中，沈周的画苍劲老辣，与文人虚静、温雅的气质有所背离；唐寅、仇英的画又因多有宋代院体画之遗风而缺乏含蓄、蕴藉；只有文徵明的画温润、静雅，深受文人青睐。在文徵明的儿子中，文彭是长子，虽能画山水，但却始终以书法、篆刻名世；真正得文徵明真传的是他的二儿子文嘉。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文水道人，官和州学正。善诗文，工小楷，擅画山水，并能鉴古迹。其山水画以秀润清疏怡人，画史誉之为“真士流之作也”。

　　遥想当年文徵明疲于应酬，常叫其子侄、弟子执笔代劳。现在想来，流传下来的许多署“文衡山”款的山水画恐怕不少出自文嘉之手。

　　文嘉山水画技艺全面，擅长细笔、粗笔、水墨、青绿、浅绛各体。我们欣赏的这幅《设色山水图》（见下图）就属于浅绛山水画范畴。此作为纸本设色，纵76.7厘米，横31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浅绛山水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主要敷以赭黄色，兼以黑青、黑绿的淡着色山水画。此画法始于五代董源，成熟于元代黄公望。《芥子园画传》介绍了这种画法：“黄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勾出大概。王蒙复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色勾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在《设色山水图》中，文嘉用笔平实、执著，虽缺乏灵变，但笔笔到位，极少荒率、浮滑之笔。画中山峦层层叠叠、起起伏伏，向远处展开。山石皴法以披麻皴为主，唯轮廓内才见方硬的阔笔，落笔轻快、爽劲，似皴还染，稍变其父之法，略有马、夏之趣。点苔沉着生动而有情致，尽显苍茫之态。远山以黑青色染成，空濛、虚幻。山间有两处屋舍半隐半现。树木枝叶虽不茂密，但却葱郁，描绘的应是春末夏初时的景象。近外坡岸有三株大树朝揖映带，扎根于山石之间，树叶或勾或点，生动有致，工而不拘。林下两位高士面对着浩渺、空濛的水际盘坐清谈。画上方山顶的空白处有题诗一首：“四月绿阴成，乔林下清影。何处鸟啼花，山人酒初醒。”画面水墨明润，设色妍雅，清旷宜人，呈现出一派山高、水淡、人闲的平逸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