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西北郊的虎丘山,山小景多,灵巧秀美。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父阖闾于此,葬后三日,就有白虎踞于其上,故得其名。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使虎丘山享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誉,引得文人雅士、丹青妙手流连其间,留下了许多名品佳作。明代“四大家”、文从昌、王原祁、钱穀、谢时臣等人,都为虎丘留下了传世墨宝。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沈周的《虎丘饯别图》、钱穀的《虎丘前山图》、文从昌的《虎丘话旧图》、王原祁的《虎丘春色图》和谢时臣的《虎阜春晴》。
谢时臣(1487—约1567),字思忠,号樗仙,吴(今江苏苏州)人。能诗,擅隶书,工山水。山水画先师法沈周,后上溯南宋院体,并借鉴吴镇、王蒙及“浙派”画法,自成一家。喜作长卷巨幛。其画虽韵秀不足,略显匠气,但重峦叠嶂,气势不凡,加之笔墨苍劲沉郁、极富变化,故名重一时。
《虎阜春晴》(见右图)为纸本设色,纵162.4厘米,横39.2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表现了春暖花开之际虎丘山上万木复苏的景象:柳枝迎着春风轻轻摇曳,松柏经历了寒冬之后愈加苍翠,坡地上绿草如茵。许多文人雅士徜徉其间,陶醉在虎丘山宜人的春景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上巳节虎丘雅集”的故事。农历三月初三是上巳节。自明朝始,吴中的文人往往在三月初三聚会虎丘山,像晋人聚会兰亭那样,或在水边宴饮,或吟诗作画,从而形成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
画中物象远近相宜,虚实相生,层次分明。画幅自下而上渐渐推远。近景处,水面上有舟船靠岸,陆地上有鞍马行走。舟船和鞍马把来自四面八方的雅游之士送至虎丘山。他们在酒肆内谈天说地,怡然自得。中景处为全图的中心。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之间,虎丘塔俊秀挺拔,巍然耸立。虎丘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落成于北宋建立的第二年(961)。它七级八面,内外两层,砖身木檐。我们今天看到的虎丘塔之所以和《虎阜春晴》中的不一样,是因为它后来多次遭到火灾,木檐部分已遭毁坏,仅剩砖身。隔江对埠为远景。江上有一小舟泛游。对埠岸上隐约可见树木、民房。再远处,高山屹立,但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而是让画境更加深远。
画面右上角,谢时臣用秀逸、洒脱的隶书署款:“虎阜春晴,谢时臣写。”他的书法造诣很高,尤其是隶书,少年时就遍临《华山碑》、《曹全碑》、《史晨碑》、《张迁碑》、《乙瑛碑》等,长大后又转习唐楷,形成了自家风貌。
谢时臣的作品笔法酣畅,墨色稳健,气势恢弘,与他同时期的吴门画派诸家的画则气格相对狭小,这更显出谢时臣绘画的魄力之大。但是,如果把他的作品和沈周、文徵明的作品做一比较,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略显匠气。正如清代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对谢时臣画的评价:“长卷巨幛,纵横自如,气势有余,韵秀不足。”就《虎阜春晴》的布局来看,此图既有王蒙层峦叠嶂、构图紧密的绘画特点,又有谢时臣自己的绘画特征。曲折的山间小路和弯曲的流水给画面平添了无限的意趣。这样,欣赏者的目光就可以随之缓缓上移。远处江面开阔,云气缭绕。画面轻灵生动,意境开阔,于大幅之中透露出精致、典雅的格调。
《图绘宝鉴续纂》称谢时臣的山水画“人物点缀,极其潇洒”。点景人物虽然只是山水画的点缀,不是独立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表现载体,赋予了山水画更多的思想色彩。它是山水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常常具有“点睛”的作用。能否表现好点景人物,是衡量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由《虎阜春晴》来看,谢时臣不愧为绘制点景人物的能手。全图有近三十个点景人物,虽寥寥数笔,但都神态毕现、栩栩如生。譬如,近景船头有一人,手捧杂物,双腿微曲,正等船靠岸。画家把他等船的专注神情很好地刻画出来。更让人叫绝的是,画家仅用两笔就把远景舟船中的艄公和船客生动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