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李传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在以文人画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下,“重写意、轻工笔”成为 主导性观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 然而,工笔重彩人物画在20世纪50年代终于迎来了重 新回归美术界视野中心的历史机遇,而这正是得益于当时兴 起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热潮。对于这一时期主题性美术蓬勃发 展的原因,靳尚谊有精辟的阐释:“主题性美术绘画是建国 以来一直倡导的,……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很多博物 馆建起来了,像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等,需要一批这 类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绘画,去表现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变 革。

李传真 吴筱蘅 张震 罗荟 李响 全民健身 纸本工笔 276cm×280cm 2023年

因此,在50到60年代,这种绘画发展得比较快,也比较 好。”[3]这一时期的主题性绘画“多以革命历史为背景,以 及表现劳苦大众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情景和对社会主义的向 往,画面大多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物形象与情节叙事”[4]。 在当时“国画改造”和“新年画运动”的社会文化语境下, 工笔重彩人物画以其在叙事性、民族性、大众性等方面的独 特优势,成为承载主题性表达的理想选择。正是凭借与时代 主题的紧密结合,这一传统绘画样式才得以在现代语境中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重新确立自身的文化地位和审美价值。 

李传真 民工图 纸本工笔 190cm×200cm 2007年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大量反映 时代精神的优秀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如林岗的《群英会上 的赵桂兰》(1951年)、姜燕的《考考妈妈》(1953年)、 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1953年)、潘絜兹的《石窟 艺术的创造者》(1954年)、许勇的《郑成功收复台湾》 (1958年)、刘凌沧的《赤眉军无盐大捷》(1959年)、任 率英的《送戏到村》(1960年)、陈白一的《共产主义战士 欧阳海》(1964年)等,都以精湛的技艺、生动的形象塑造 和动人的故事叙事,生动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伟大历史 时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以潘絜兹、刘凌沧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还 从理论和历史的维度,对“工笔重彩人物画”这一概念进行 了深入阐释和系统梳理。在他们的努力下,“工笔重彩人物 画”作为一个具体画种,以独特的名称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进 入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建设进程中,标志着这一传统绘画样 式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美学定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笔重彩人物画在这一时期还与新年 画、连环画、农民画等大众美术形式展开了积极互动,在美 术下乡、文艺下乡等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互动不仅拓展了工笔重彩的传播渠道和受众基础,也使其在叙事 方式、视觉语言等方面吸收了更多鲜活的时代养分。正是在 与大众生活的密切结合中,工笔重彩人物画才最终发展成为 一种极具新中国特色的民族绘画样式,在中国美术现代化的 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5]。 

李传真作为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其创作实践具有多重启发意义。她不仅保持着旺盛 的创作精力,每年都能产出高质量的巨制,更重要的是展现 出了极为难得的艺术探索精神。从历史叙事到现实观照,从 民族风情到神话传说,她对不同题材的成功演绎显示出深厚 的艺术功力,而在每次创作中对艺术语汇的持续更新,则体 现了她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这种将人民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的创作实践,为当代主题性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 值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