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厂(1874—1941),原名廷熹,广东鹤山玉桥村人。斋号众多,以大厂、大厂居士、孺翁等最为常见。肄业于广雅书院,进修于上海震旦书院,后留学于日本,读师范类,通日、法、英等多种外文。擅音韵训诂和诗文词曲,旁通法学和佛学,擅书法、篆刻、绘画等。曾为暨南大学、国立音乐院等院校教授,冰社社长,南社社员。晚年寓居海上,鬻文书印画艺。
易大厂 闳心奇事五言联132cm×33.5cm×2
近现代中国艺术史是在外来政治、经济、文化、审美导向与内在传统文化惯性发展和创变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从传统“士人”到现代知识分子,易大厂的人生价值取向与其知识体系有直接的关系。或言,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前者,前者因后者而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社会文化变更所产生的复杂状况。
易大厂 信札(一)选自《书艺 · 卷二》,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每个人的人生路径都与其阅历、学识、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也影响到其人生价值取向与轨迹的选择,以及其艺术风格、语言和表现范式。易大厂为晚清秀才出身,肄业于广雅书院,旋入上海震旦书院就读,后东渡日本习师范。通日、法、英文,擅音韵训诂和诗文词曲,精通书法、篆刻、绘画,旁通法学和佛学等。历任暨南大学、国立音乐院等院校教授。曾为“濠上印书社”“三余学社”“海上印学社”“冰社”社长、“南社”社员。晚年寓居海上,鬻文书印画艺。生平自诩:词第一,印次之,音韵又次之。其可谓为晚清民国一位通才。
一
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政体、制度、经济、文化、思想意识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知识界,在传统文化、“西潮”“东风”等碰撞下,读书人在“修齐”与“治平”、守旧与革命、保存与革新、遗世与迎合等不同方向的抉择上陷入了沉思。“如果要找一个共同基点,那么必定是由传统士人天下己任的抱负和近代知识分子的国民主体意识交织而成。”[1]桑兵此论还是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思想脉搏,然而,似乎也只能笼统地将其归为“交织”状态,其关键是指出了“士人”和“近代知识分子”两种主要群体意识形成了近现代知识界大体思想现状。易大厂正是在这样思想“交织”的知识界中成长起来的。
易大厂 信札(二)选自《书艺 · 卷二》,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才选举制度(科举制)戛然而止。“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成俗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2]当然,科举制废止是有其内在逻辑原因的。
甲午战争后,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精英阶层看到,在外敌一次次强势打压下,国家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缓步改革上了,亟须改变教育、政治、文化等制度以尽快强大起来。这种急迫似乎已经到了非理性的状态:“近代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家有一个共识:认为只要推翻旧有的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3]35易大厂早年就学于张之洞创建的广雅书院,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张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易氏肄业之后回鹤山参加县试时被拔为“案首”,这足以证明其于传统儒学方面有深厚修养。传统儒家学说中的“修己”思想对其深刻影响。但易大厂毕竟是生活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其并没有能够摆脱时代场域的制约。
在科举制废止的这一年,易大厂留学东瀛,这必然是因为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喻示着其已经慢慢踏上现代知识分子的历程。这种思想与其后来加入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也有着一定联系。科举制废止后,中国失去了遴选入仕官员的制度和路径。此前“学而优则仕”的士人一下子失去了人生方向而处于迷茫之中,而国家机器的运行是不能停的。
易大厂 焦金荡颂五言联 130cm ×31cm × 2 年代不详 选自广东历代书法展览 私人藏
这导致政府开始起用大量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但是,由于急于获得科学和民主思想,学子留学时间往往是短暂的,而且他们更注重西学中科学和民主的实用层面,并没有深究西学中科学和民主背后的深层次文化逻辑。一方面,学子们并未真正地从学理上理解西学中科学与民主的精髓和价值;另一方面,亦未深究西学中的科学与民主是否适合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
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两个问题。余英时言:“西方的个人主义有其宗教、社会等特殊背景,并不能一下子搬过来,也许根本搬不过来,或者即使搬过来也难免弊多于利,而且今天西方思想也不以个人主义为绝对价值了。”[3]39再则,学子们只重视科学的表象,而原来传统的“修己”之学又已经偏废,导致其更为功利地追求“实用”。
易大厂 琴楼操 128cm×66cm 1930 选自《豇豆红馆:易大厂诗词书画印图考》,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版
在崇尚科学(实用)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中,那些传统的饱学之士往往被视为“无用”者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也慢慢销声匿迹,而城市中的工商业者、革命家、军人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主角和国家机器运作者。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转变,具有双重身份(传统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易大厂很难融入政界。
清廷覆灭之后,易大厂游食海上,其并没有忘却儒家文化中的“修己”和“平天下”思想。其将主要精力投入著述之中,在诗词、现代音乐、金石研究等方面可谓著作等身。民国时期,大量遗老、学者寓居海上。虽然朝代更替,但是学界“精英”基本上还是从晚清而来的学者。由于具有丰富的学识和对洋学潮的高度敏锐把握,他们在上海除了从事学术研究、书画等艺术创作,往往还被聘请至大学任教,从事教育而开明智。易大厂正是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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