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

一、概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图1—图4),敦煌藏经洞出土,该卷写经宽24.5厘米,长457厘米,每纸宽24.5厘米,长49.6厘米,两纸接缝处上下均钤“巩伯”白文方印。经卷正面有淡色乌丝栏,栏高22厘米,宽2厘米左右。每纸28行,每行17字或18字不等,每字宽、高约1厘米。全卷楷书,卷轴装,题签“后周人写经残卷。仅见之品,庚申九月,金城宝藏”,钤“巩伯”白文方印(与压缝章同)。引首裱以虎皮宣,左下角钤印“吴兴金城珍藏”。经卷首尾缺失,内容始于“(太子)问曰,汝是何人”,终于“我以慈悲力,故困乃得”。该写经曾由近代名家金城①、高名凯②收藏,并由高名凯于1960年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武周写本)局部之一

鉴藏印有“金氏巩伯”“金城私印”元朱方印,“陈幼兰”“名凯之赏”“名凯珍藏”朱文印,“高名凯陈幼兰同赏”“巩伯平生真赏”朱文长方印,“高”朱文方印,末有“吴兴金城珍藏”元朱长方印。据档案记载,该卷写经可能属于武周时期的宫廷写经。

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历史价值及年代考

《大方便佛报恩经》略称《报恩经》,失译人名。它属于典型的本生经,即讲述佛陀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佛家认为释迦牟尼成佛前曾有各种身份,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转生方才为佛。为了达到普及大众的目的,故事大多生动有趣,劝诫人们扬善止恶,讲授福报积德的因果关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武周写本)局部之二

《报恩经》以讲孝养故事为主,共分九品,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内容为第六卷恶友品,讲善友太子入海取摩尼宝珠过程中发生的曲折故事。这件《大方便佛报恩经》虽然因首尾部分佚失无法判定具体抄经年代,但从书法风格可以看出是非常成熟的唐楷,又从卷中有武周新字的特点来看,应为武周时期的写本。根据武周新字的创制时间,可以缩小其年代范围。武周新字是武则天时期创制的汉字总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武周写本)局部之三

武则天意图称帝,迷信祥瑞。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和天意,自689年开始,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宗秦客等人根据六书中的象形法和会意法,陆续创制了一批新字并颁行使用。这些新字一般认为有十八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曌”,其余还包括“天”“地”“日”“月”“星”“君”“臣”“初”“载”“年”“正”“圣”“人”“国”“授”“证”等,其中“月”字前后有两种写法。

一般来讲,写有武周新字的碑铭都是新字颁行的天授元年(690)至神龙元年(705)间刻成的,部分年代较晚的敦煌文书仍用武周新字,但大都不是常用的“年”“月”“日”“天”等字[1]。有学者考证,神龙元年(705)之后武周新字就不再普遍使用,偶尔有个别改字出现,如景龙三年(709)的《独孤思敬继室杨氏墓志》中只有“国”字改写,其他“日、月、天、地、星”等均不改写。且新字中的“ ”(人)和“ ”(月,第二次造字)是在圣历元年(698)之后才出现的[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武周写本)局部之四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对武周新字的使用非常完整,其中出现的武周新字有“人、地、日、月、国、星、正、臣”等。其中“人”写作“ ”(图5),“月”写作“ ”(图6)。此时所有新字都已创制完成,故该经应属于武周末期的写本。武周时期的宫廷写经存世数量甚少,目前集中研究的是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长安宫廷的一批写经,这批写经也出土于敦煌藏经洞,后散落各地。

经学者搜集和考证,这批写经是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做功德而造,包括《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3000部,目前存世合计仅53件,其中多数流落海外,国内仅存10件左右[3]。通常一件完整的宫廷写经,在卷尾应有其固有的格式(即写经列位),其中会详细罗列抄经的时间、抄经者、用纸数量、装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详阅者、监制者等。可惜这件《大方便佛报恩经》首尾残失,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具体信息。即便如此,在存世极少的宫廷写经中,它也弥足珍贵。

抄经的活动源于佛教的传入。至武周时期,佛寺大兴,讲经、译经等佛教活动更为盛行,宫廷抄经的人,不只有抄经生,还包括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中央机构的抄书手。他们大多具有极高的书法水平。这些宫廷写经在遥远的敦煌被发现,也是武周时期佛教盛行的重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