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

“甘文”介绍了米芾的《紫金研帖》（以下简称“紫帖”），并以此帖之释文“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紫帖”不仅不能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反而表现了米芾的龌龊。此帖其实是米芾在政治风浪中与亦师亦友的苏轼“划清界限”的“宣言”。

　　“紫帖”的故事被人们演绎得越来越生动且具体。笔者曾读过一文，文中就描绘道：“病逝前，苏轼来找米芾闲谈，见书案上有一方紫金研，拿在手里把玩，舍不得放下。临走时，苏轼对米芾说：‘让

我携去观赏几日。’米芾迟疑了一下，说：‘坡公只管拿去！’苏轼回家不久，中了风寒，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儿子把紫金研随他一起入葬。米芾得到这个消息，衣服都没系好，连夜赶到苏府，硬是把紫金研抱了回来。”其他的一些演绎与此大同小异。由此，人们都认为米芾这样做虽有点不近人情，但其爱砚之举却称得上是天真可爱，可以谅解，而苏轼则成了“见宝起意”、“夺他人之所爱”且死后还要把别人珍爱之物带到棺材里去的“小人”、“村夫”。笔者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就苏轼的阅历、操守、地位来说，他不可能也不会那样做。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朝廷重臣，见多识广，无论古字画，还是其他珍贵文物，可谓所见多多。别的不说，光是流传至今的苏轼所作的“研铭”就有三十余篇，其中就包括元祐年间为米芾作的《石钟山研铭》。见过这么多名砚，苏轼都没“眼红”，为何独独对这方紫金研“眼红”呢？实际情况是，他不但不会“见宝起意”，有时还把自己的宝贝作铭后送给别人。元丰年间，他就将自己珍藏的一方宋真宗御用的“龙尾黼研”作《黼研铭》后送了出去。如果细查历史，“紫帖”的故事应该发生于苏轼身在仪真（今江苏仪征）时，当时他住在船上。他与米芾通信数札，并未提过什么“个人要求”。退一万步说，如果苏轼想要此砚，完全可以挑明直说，米芾对这位尊敬的长者之求，能不答应？但苏轼久历宦海沉浮，已经参透人生，所以他在游金山寺时题诗说：“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淡泊如此，怎会为区区一方砚台费尽心机？

　　元符三年初，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但大权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不满变法，所以新派的章惇、蔡京等被罢官外放，而原来被贬官的元祐派大臣则纷纷得到平反、复官。苏轼就在这年六月从儋州（海南岛）返回，一路走走停停，途中曾三次收到“诰书”，被“解放”得愈发彻底。他经赣州，入鄱阳，进长江，过金陵，于次年（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初把船停靠在长江北岸的仪真。在这里，他可以经运河、淮河、汴河，抵达京师。

　　在仪真的东园，苏轼遇到了米芾。老友见面，自然高兴。苏轼约米芾“可来夜话，德儒同此恳”。见面后，米芾向苏轼抱怨自己仕途不得意，恳请苏轼帮忙，并把自己的一篇赋特意留给苏轼之子。这可从当时苏轼给米芾的一封信中读出一些意味：“儿子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愿欲与公谈，则实未能，相当更后数日耶？”看得出，此时苏轼是踌躇满志，而且决定要“帮带”一下米芾，所以约之再谈。

　　不过，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就在这一年，向太后薨，徽宗亲政，支持元祐派的政治势力迅速失势。久经挫折的苏轼不愿在垂暮之年再卷入政治斗争，遂改沿运河北上汴京为南下常州居住。而几天前还热情高涨、往来不断的米芾却是人也不见，信也不见，可苏轼等不及了。六月十一日，他留下一封信：“某启。数日不闻来音，谓不我顾，复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胜，慰感倍常。匆匆布谢。”十五日，苏轼舟抵常州，寓居孙宅，上表朝廷请求退休，二十八日病重去世。

　　元祐前后，党争连连，新党旧党人物都多次受到冲击，但米芾却可独善其身。元祐初，他尊苏轼为长。当时，苏轼地位很高，身边聚集着一批才俊，如黄庭坚、张耒等“苏门四学士”和画家李公麟等，米芾亦参与之。元祐二年，这些人在驸马王诜的西园聚会，吟诗作赋，一时成为京师美谈。时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上图为此作局部），而米芾作记。然而，米芾同时还与苏轼的政敌蔡京交好，并被蔡称为“布衣之交”。

　　苏轼死后数十日，其弟苏辙才从千里之外赶来，按苏轼遗嘱把灵柩运到河南汝州安葬。这样一位名臣，死后朝廷却无所表示。为官者去吊唁，便会被惩治。张耒时知颍州，闻讯后为老师举哀行服，被言官弹劾，贬房州别驾。而米芾呢？苏轼一死，他就取回紫金研，不许给苏轼入殓陪葬（苏轼究竟是否真有此意都说不定），且又作记，又作铭，不惜令苏轼亲属难堪、令苏轼名声受损。是他真的那么看重这块砚台吗？在“紫帖”中，他表示不让“传世之物”随葬，可是他死前却焚掉所藏名书画，那些不都是“传世之物”吗？而且，米芾也给过别的官员“传世之物”。他在苏轼尸骨未寒时就去索回他的东西，并作“紫帖”，表面上显得有点“狂放不羁”、“不通事理”，实际上却是表明自己决意跟过去决裂，和苏轼划清界限。有资料证明，米芾在仪真见过苏轼之后，又接待过蔡京，并一起谈书论画。此时蔡京已经又在恢复元气。他勾结童贯，遍访奇珍异石、古玩字画，进献徽宗，博得信赖。且他朝中还有一批亲信。米芾这样做，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在做“两方面准备”，既亲近苏轼，又寄希望于蔡京。这次米芾如愿了。崇宁二年，有了掌握朝政的蔡京的支持，米芾入朝为官了。正如《宣和书谱》所言：“崇宁间，四方承平，百揆时序，典章礼乐灿然一新，独以书画未有杰然超出前古者。独膺简在，遂除书画两学博士，颇厌士论。芾亦欣然就职，自以为己任。”

　　崇宁元年六月，黄庭坚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九月，蔡京定包括司马光、苏轼和黄庭坚在内的元祐党籍120人，立“元祐奸党碑”。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秦观、黄庭坚文集、书迹；九月，第二次设立元祐党籍98人，立碑遍及各地；十一月，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罪”“诏除名，羁管宜州”，再贬蛮荒，病困而死。崇宁三年正月，诏毁三苏及“苏门四学士”文集；六月，重定党人，第三次立元祐党籍碑。

　　在这个过程中，黄庭坚就对曾经围绕在苏轼身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他在《书王周彦东坡帖》中满含激愤地抨击了某种人：“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当先生之弃海濒，其平生交游多讳之矣。而周彦万里致医药，以文字乞品目，此岂流俗人炙手求热、救溺取名者耶！”

　　历史上士人不乏“癫狂”、“醉痴”者，但也不乏假装出来的。古人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