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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文”介绍了米芾的《紫金研帖》(以下简称“紫帖”),并以此帖之释文“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果真如此吗?笔者以为,“紫帖”不仅不能证明米芾的“清高”与“爱研如命”,反而表现了米芾的龌龊。此帖其实是米芾在政治风浪中与亦师亦友的苏轼“划清界限”的“宣言”。

  “紫帖”的故事被人们演绎得越来越生动且具体。笔者曾读过一文,文中就描绘道:“病逝前,苏轼来找米芾闲谈,见书案上有一方紫金研,拿在手里把玩,舍不得放下。临走时,苏轼对米芾说:‘让

我携去观赏几日。’米芾迟疑了一下,说:‘坡公只管拿去!’苏轼回家不久,中了风寒,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儿子把紫金研随他一起入葬。米芾得到这个消息,衣服都没系好,连夜赶到苏府,硬是把紫金研抱了回来。”其他的一些演绎与此大同小异。由此,人们都认为米芾这样做虽有点不近人情,但其爱砚之举却称得上是天真可爱,可以谅解,而苏轼则成了“见宝起意”、“夺他人之所爱”且死后还要把别人珍爱之物带到棺材里去的“小人”、“村夫”。笔者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就苏轼的阅历、操守、地位来说,他不可能也不会那样做。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朝廷重臣,见多识广,无论古字画,还是其他珍贵文物,可谓所见多多。别的不说,光是流传至今的苏轼所作的“研铭”就有三十余篇,其中就包括元祐年间为米芾作的《石钟山研铭》。见过这么多名砚,苏轼都没“眼红”,为何独独对这方紫金研“眼红”呢?实际情况是,他不但不会“见宝起意”,有时还把自己的宝贝作铭后送给别人。元丰年间,他就将自己珍藏的一方宋真宗御用的“龙尾黼研”作《黼研铭》后送了出去。如果细查历史,“紫帖”的故事应该发生于苏轼身在仪真(今江苏仪征)时,当时他住在船上。他与米芾通信数札,并未提过什么“个人要求”。退一万步说,如果苏轼想要此砚,完全可以挑明直说,米芾对这位尊敬的长者之求,能不答应?但苏轼久历宦海沉浮,已经参透人生,所以他在游金山寺时题诗说:“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淡泊如此,怎会为区区一方砚台费尽心机?

  元符三年初,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但大权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不满变法,所以新派的章惇、蔡京等被罢官外放,而原来被贬官的元祐派大臣则纷纷得到平反、复官。苏轼就在这年六月从儋州(海南岛)返回,一路走走停停,途中曾三次收到“诰书”,被“解放”得愈发彻底。他经赣州,入鄱阳,进长江,过金陵,于次年(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初把船停靠在长江北岸的仪真。在这里,他可以经运河、淮河、汴河,抵达京师。

  在仪真的东园,苏轼遇到了米芾。老友见面,自然高兴。苏轼约米芾“可来夜话,德儒同此恳”。见面后,米芾向苏轼抱怨自己仕途不得意,恳请苏轼帮忙,并把自己的一篇赋特意留给苏轼之子。这可从当时苏轼给米芾的一封信中读出一些意味:“儿子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之未半,跃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若此赋,当过古人,不论今世也。天下岂常如我辈愦愦耶!公不久当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愿欲与公谈,则实未能,相当更后数日耶?”看得出,此时苏轼是踌躇满志,而且决定要“帮带”一下米芾,所以约之再谈。

  不过,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就在这一年,向太后薨,徽宗亲政,支持元祐派的政治势力迅速失势。久经挫折的苏轼不愿在垂暮之年再卷入政治斗争,遂改沿运河北上汴京为南下常州居住。而几天前还热情高涨、往来不断的米芾却是人也不见,信也不见,可苏轼等不及了。六月十一日,他留下一封信:“某启。数日不闻来音,谓不我顾,复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胜,慰感倍常。匆匆布谢。”十五日,苏轼舟抵常州,寓居孙宅,上表朝廷请求退休,二十八日病重去世。

  元祐前后,党争连连,新党旧党人物都多次受到冲击,但米芾却可独善其身。元祐初,他尊苏轼为长。当时,苏轼地位很高,身边聚集着一批才俊,如黄庭坚、张耒等“苏门四学士”和画家李公麟等,米芾亦参与之。元祐二年,这些人在驸马王诜的西园聚会,吟诗作赋,一时成为京师美谈。时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上图为此作局部),而米芾作记。然而,米芾同时还与苏轼的政敌蔡京交好,并被蔡称为“布衣之交”。

  苏轼死后数十日,其弟苏辙才从千里之外赶来,按苏轼遗嘱把灵柩运到河南汝州安葬。这样一位名臣,死后朝廷却无所表示。为官者去吊唁,便会被惩治。张耒时知颍州,闻讯后为老师举哀行服,被言官弹劾,贬房州别驾。而米芾呢?苏轼一死,他就取回紫金研,不许给苏轼入殓陪葬(苏轼究竟是否真有此意都说不定),且又作记,又作铭,不惜令苏轼亲属难堪、令苏轼名声受损。是他真的那么看重这块砚台吗?在“紫帖”中,他表示不让“传世之物”随葬,可是他死前却焚掉所藏名书画,那些不都是“传世之物”吗?而且,米芾也给过别的官员“传世之物”。他在苏轼尸骨未寒时就去索回他的东西,并作“紫帖”,表面上显得有点“狂放不羁”、“不通事理”,实际上却是表明自己决意跟过去决裂,和苏轼划清界限。有资料证明,米芾在仪真见过苏轼之后,又接待过蔡京,并一起谈书论画。此时蔡京已经又在恢复元气。他勾结童贯,遍访奇珍异石、古玩字画,进献徽宗,博得信赖。且他朝中还有一批亲信。米芾这样做,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在做“两方面准备”,既亲近苏轼,又寄希望于蔡京。这次米芾如愿了。崇宁二年,有了掌握朝政的蔡京的支持,米芾入朝为官了。正如《宣和书谱》所言:“崇宁间,四方承平,百揆时序,典章礼乐灿然一新,独以书画未有杰然超出前古者。独膺简在,遂除书画两学博士,颇厌士论。芾亦欣然就职,自以为己任。”

  崇宁元年六月,黄庭坚领太平州事,九日而罢;九月,蔡京定包括司马光、苏轼和黄庭坚在内的元祐党籍120人,立“元祐奸党碑”。崇宁二年四月,诏毁三苏、秦观、黄庭坚文集、书迹;九月,第二次设立元祐党籍98人,立碑遍及各地;十一月,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罪”“诏除名,羁管宜州”,再贬蛮荒,病困而死。崇宁三年正月,诏毁三苏及“苏门四学士”文集;六月,重定党人,第三次立元祐党籍碑。

  在这个过程中,黄庭坚就对曾经围绕在苏轼身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他在《书王周彦东坡帖》中满含激愤地抨击了某种人:“士之不游苏氏之门,与尝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则傲也。当先生之弃海濒,其平生交游多讳之矣。而周彦万里致医药,以文字乞品目,此岂流俗人炙手求热、救溺取名者耶!”

  历史上士人不乏“癫狂”、“醉痴”者,但也不乏假装出来的。古人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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