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在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历史赋予了王铎独特的生命体验,同时王铎也为书法史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王铎,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石樵、痴樵、雪山,别署嵩淙道人、雪山道人、烟霞道叟、云岩漫士、二宝山人、兰台外史、洛渔等。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他博学好古,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以书法独具特色,有“神笔王铎”之誉。
书法艺术被王铎视为自己精神追求的一个方向,倾尽毕生之精力,以求“好书数行”流传于世。少年时起,他即对古代文字莫不穷究,勤学苦练,临习魏晋、唐宋法帖数百种之多,涉及人数亦多达百人,可谓覆盖帖学。因而,我们总能从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找到与张旭、怀素、颜真卿、张瑞图、徐渭、倪元璐等书家的相似之处。
王铎是“吃着‘二王’法帖”长大的,对帖学有着极深刻的感情。其以“独宗羲、献”自称,以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现传世的王铎墨迹刻帖四百余件中,临作约占二分之一,这正应了他自己的话:“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然而,创作中的王铎不甘局限于“二王”之中。王铎虽然内心向往的是一种传统的、中庸的、不激不厉的人格及艺术模式,但在思想上又有着极强的个性张扬欲望,试图用书法的点画、线条、结体、章法来展示内心的波翻浪涌。这就造成了艺术理想和艺术特征的矛盾,由此也使王铎的书风呈现出极大的丰富性。
人们的视觉很容易被王铎巨制长幅的雄强气势所吸引———那飞腾跳荡的笔势、幽险峥嵘的结体、浑穆淋漓的墨色、跌宕多姿的章法,无不震慑人们的感官。抛开此类作品,王铎另一类临书也别有一番韵致。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狭长条幅的形式作“表现式”的临书;一是以横卷或册页形式作较忠于原帖的临书。王铎恪守着“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的信条,着意透过古人表现自我,在临摹时经常将自己的情感、情绪融入其中,不受古帖的羁约,对古帖采取再诠释的态度。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琅华馆崇古帖》卷(上图为作品局部)即为王铎较忠于原帖的临习之作。
《琅华馆崇古帖》卷为王铎崇祯十七年(1644)所作,这一年他53岁。王铎此卷临写的是《淳化阁帖》中沈嘉长、杜预、刘超、王徽之、王凝之等人的书札,为纸本行书,纵16.4厘米,横127.9厘米。从篇幅尺寸可知,王铎所书的字径仅为二至三厘米左右。于如此小字中仍能腾挪闪展,可见书家的深厚功力。
此卷字虽小,却气势饱满,通篇活力洋溢,丝毫不倦怠。卷中,王铎以圆转贯之以气,以折锋强之以势,形成言已尽而势未断的畅达之气。此卷笔致清劲秀润、古朴典雅,通篇酣畅流利,无一滞笔。王铎将笔势的稳健与用墨的酣畅和谐统一起来,字与字的断连富有明快的节奏变化,与其满纸烟云的狂草判若两极。近人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说:“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王铎游刃有余地控制着毛笔,时而奔放,一泻而下;时而夯沉,字字珠玑。通篇爽利与浑厚杂糅,于酣畅中显沉着、凝练中寓刚健。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琅华馆崇古帖》卷中,王铎将传统的法度与自我创作巧妙结合在一起。在仿古、崇古、复古的同时,他不拘泥于字形点画的形似,而是深入书法的内核,取其笔法、风神,追求属于自我的风骨韵趣。此卷结体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调整些许字态,如《晋刘超书》一段中“命”字在王铎笔下,上部的“人”相连,下部则一笔完成,与原作笔画全部不连有异;“然”、“后”二字也不逼肖,带有王铎自家的影子。然而对刘超正书之风范,王铎则倾力摹之。又如《晋王凝之书》一段中的“佳”字,原作中“单人旁”为上出锋下顿笔,回锋后接一竖,下一长点,并相互隔离;而王铎则将书写顺序做调整,形甚为不似,颇有倾仄之神态。如此一来,王铎的“不规规模拟”使得书作更加纵逸。卷中的小楷清雅绝俗、古意盎然,与自然流畅的行书相得益彰。
当我们看惯了王铎的巨幅长条,不妨停下脚步,品味一番其雅致隽秀的长卷,或许将另有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