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侗与同时期书家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邢”。钱谦益将他与文徵明和董其昌并举，赞誉他“风流文采，几与江左文、董先后照映”（《列朝诗集·丁集下》）。邢侗能在明代书坛上取得如此显赫的名声，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促成的。
邢侗之擅名，虽有赖于相当的诗文、书画学养，但与他所交游人物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推赏深有关系。据邢侗《来禽馆集》记载，与他同时代的一批高官名流如王世贞、赵梦白、冯元敏、于慎行、申时行、董其昌、李维桢、谢肇淛、王穉登等人都与他有重要关系。这些人极力推崇邢侗书法，虽多过誉之论，但使邢侗生前获得了与董其昌一样显赫的书名。
邢侗书法能享大名，更重要的在于明神宗的喜爱。李维桢说：“上语内竖以邢某字扇进览。上欣赏，命女史学其书。”（《墓志铭》）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故一时间邢侗书法不仅在国内声名鹊起，而且名播海外。据载：“朱宗伯出使，从人适携其书二幅，购之黄金同价。琉球使者入贡，愿小留买邢书去。邢侗平倭至高句丽，有李状元妻，托致书子愿，愿为弟子，自恨身为女子，不能入中国。”
此外，邢侗书名还得其诗名之助。清初王士祯录山左明诗五十家，其中就有邢侗。邢侗还与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冯琦合称“邢冯”，这说明邢侗在山左诗坛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加上他同时又是书法家，所以诗名大，书名也大。
尽管邢侗的书名一时盛隆，但由于缠夹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时过境迁后，很快就归于沉寂，以至于其同时代人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评“国朝”书家时，将他与沈粲、杨士奇、王穉登诸人同列入四等之三。清人所撰《明史》在评价董其昌书法时说：“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邢’，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明史·文苑》）而且《明史》还将邢侗附传于董其昌之下。“百年人物存公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山东临邑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官至陕西太仆寺少卿。后以亲老乞休，筑“来禽馆”于古犁丘，于此攻读习书26年。著有《来禽馆集》、《邢子愿杂著》等。
邢侗书法取法以“二王”为主，旁及虞、褚、素、米等唐宋名家，尤好右军书，竭力追仿，并说：“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邢侗临摹王书尽量忠实于原作，在精化、净化王书上有一定的贡献，但创造性并不突出。明史高先说他“是右军后身，居然有龙跳虎卧之致。试取临池妙墨错杂诸名帖中，不辨谁古”，极赞其临书功夫之深。但《书史会要》说他“临仿法帖虽未能尽合古人，但笔力矫健，圆而能转，时亦有得”。究竟是“不辨谁古”，还是“未能尽合古人”？结合邢侗的墨迹来看，我们认为《书史会要》的评价更为客观公允。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邢侗书札卷（左图为作品局部）为行书纸本，纵26厘米，横48.3厘米。从笔法和结体来看，此卷师法《兰亭序》特别是褚摹《兰亭序》的痕迹很明显；进一步分析，得褚遂良《枯树赋》的形态尤多。可以说，褚遂良《枯树赋》的遒劲俊逸与其所摹《兰亭序》一脉相承。清代沈颢甚至认为：“逸少《兰亭》笔法，惟褚河南《枯树赋》深得三昧。”（《陆柬之五言兰亭诗跋》）的确，二者精神意趣十分契合，皆具劲秀飞动、画中有骨、法度从容、气韵流走之美。然而，邢侗在学《枯树赋》时，但得其软媚之态，失去其画中之骨，正所谓“瑶台婵娟，不胜绮靡”。
邢侗此书札卷用笔圆转秀美，内柔外刚，温柔含蓄；结体妩媚动人，充分表现出他驾驭结字的卓越才能。但邢书柔美有了，骨力却弱了，距离“遒美”尚有很远的距离，而“遒美”又是“二王”和褚遂良书法的精神核心。东坡说：“书要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骨力”是书法审美的基础，是“遒美”的必要保证；“骨力”一弱，则“肉血”无所依附，更无从谈“神气”。所以，我们认为邢侗书札卷只得褚遂良《枯树赋》形迹之流美，而失其精神之遒美。
这就要追溯到作者的临书态度了。古人临书，先得形似，再得精神，最后化为自己面貌，故能名留书史。明人刘重庆认为邢侗临书“一波不苟作”，而清人张忻说他“神化纵横，直与山阴分座”（题邢临右军《霜寒帖》）。对照此卷墨迹来看，刘重庆所说较为可信。也就是说，邢侗临书重形态胜于重精神，斤斤于点画结字，拘泥于笔笔精到，导致描画痕迹太重。
邢侗临书重形态胜于重精神，与他喜爱勾摹古人名迹不无关系。邢侗官吴时，得见吴廷藏硬黄《十七帖》墨本，遂勾填一册带回。其勾填之精甚至骗过了清代书法家王澍———王澍认为“《十七帖》唐摹墨迹，万历间藏邢子愿家”（王澍《论书剩语》）。邢侗晚年曾亲自遴选镌刻了《来禽馆帖》。他在跋文中写道：“唐摹《十七帖》，虚和闲适，若挹右军指腕，而对右军眉宇也。摹石出自余悬锥，丝发惟惬。”邢侗“丝发惟惬”的本领在提高人们对王书的认识乃至对整个书法传统的继承上有启发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无形中也束缚了他的手脚、消磨了他的才情，使他无法透过形迹直取神采，而只能在笔画结字上“缠累”。所以其好友谢肇淛说：“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五杂俎》）
在当时达官名流的一片叫好声中，谢肇淛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也就是说，邢侗书法之不足，正在于欠缺才学兼善、法神共臻的意境。
在晚明追求自我、独树一帜的艺术生态背景下，邢侗书法显得个性不足、保守有余，故未能引领时代艺术风骚。但稍晚的竟陵派文学大家钟惺感叹道：“今言书必称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书也，试叩之以‘精神学问’，应者几人哉？乃齐得一人焉，即为子愿；蜀得一人焉，即为平倩。”（《题邢子愿黄平倩手书》）
钟惺独以“精神学问”赞邢侗书法，颇具深意，较之当时高官名流的违心吹捧，显得更真诚、更具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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