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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载,明朝正统、景泰年间,广州海盗黄萧养僭号称王,大肆抢掠,追随者众。时任都督的董兴奉命讨伐,夜见大星坠落河岸。时在军中的马轼便借卦术鼓舞士气,曰:“大星夜坠,而兆萧养之亡。”果然,不久之后,董兴大破贼军,黄萧养也被生擒。

  明朝设有钦天监刻漏博士,官属九品。马轼擅长观察天象、推算节气,故充任此职。令人称奇的是,他还精于绘事,于宣德年间入擢宫廷,与“浙派”领袖戴进同擅画名。正如当代美术评论家李松在《明代人物画的兴衰》中所说,明代文人以吟诗、作画为风雅,官吏(包括武官)中爱好并从事绘画的人不少。

  马轼,字敬瞻,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工诗善画,山水、人物画无所不精。其绘画多取法南宋院体画风。

  据李松考证,明代绘画活动的中心在南方,宫廷画家中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来自江浙及福建、广东、湖北等地。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南宋画风尽管受到赵孟頫等人的排斥,但在当地依然保留着很强的根基,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主张“反元复宋”,所以“元四家”那枯寂、幽淡的画风在明代被扼制,而南宋院体画刚硬、苍劲之风则被倡导。当然,包括马轼、戴进在内的明代宫廷画家多受南宋画家马远、夏圭诸人的影响。

  马轼存世作品不多,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与李在、夏芷诸人据陶渊明《归去来辞》创作的人物画。当代书画鉴赏家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述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归去来兮图》时谈到:“马轼、李在、夏芷三人分别为陶潜名作《归去来辞》制图。各人从辞中任择一句为主题,计得九段,裱为一卷,算是极为稀有合卷了。这三位名家传世真迹比王绂的还少。卷中马轼就有五图之多,其中有两图已佚,似为乾隆如意馆金廷标所补绘。李在三图,夏芷一图。马轼真迹三图为《问征夫以前路》、《稚子候门》、《农夫告余以春及》。前后两图为浅绛,中为水墨,虽出自南宋画院流派,但不是受其晚期板滞作风的影响,人物刻画、树石描绘笔笔有致,处处蕴藏生机。”

  当代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一书中将宋、元以后的人物画分成三类。一是在山水中点缀人物,仍以山水为主。二是改造人物画风,在选材上多取幽居者和奇人异士,以体现野逸、缥缈之趣;在画法上多吸取山水之法,力求表现出人物画的生命之趣。三是非文人画家的人物之作。这种画作在强调生命呈现的文人画家那里一般评价不高。

  包括马轼在内的明代宫廷画家,其表现人物故实的作品既保留了文人画的意趣,又具有较高的笔墨技巧。正如李松所言:“他们在解决人物故实的立意结构与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城郭山川形势的历史具体性等方面是游刃有余的。”

  马轼的《问征夫以前路》(见左下图)是杨仁恺所称“稀有合卷”的组成部分之一。此作为纸本水墨,纵28厘米,横60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钤“练川马轼”印款,《石渠宝笈重编》有著录。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一句表现了陶渊明辞官归家途中渴望早点见到家园和亲人的迫切心情。马轼在《问征夫以前路》中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表现出陶渊明寄情田园的志趣。画中,陶渊明弃官归里,以驴代步,二稚童担书提剑相伴而行。时遇歧路,渊明仗策探问,征夫荷具作答。马轼通过长短粗细、刚柔强弱、轻重徐疾、浓淡干湿的线条变化,把人物的轮廓、体积、质感、神态、虚实、动态表现得生动有致,达到了“以形写神”的目的。他描绘陶渊明多用“游丝描”,用笔简劲、放纵,以中锋行笔,缓中见力,表现出人物沉静优雅、超凡脱俗的归隐形象。他用“减笔描”刻画出童仆的天真和征夫的淳朴,与陶渊明的优雅儒正、卓荦不凡形成对比。山石树木以“斧劈皴”和“苔点法”为主。近景突兀的巨石与偃斜的虬枝用笔粗放、肆意,与远处水口、人物身后的岩体以淡墨渲染相烘托,很好地营造出“熹光初显人烟少”的清幽氛围。

  明朝前期,朝廷推行“文化箝制”政策。文人稍不称意,即惨遭屠戮。作为“御用画家”的马轼,想必也是战战兢兢、无所适从。陶渊明辞赋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洒脱、畅神定会触动画家的心弦。我们不妨认为,马轼《问征夫以前路》是通过描绘陶渊明归隐这一故实来委婉表达画家自己归隐田园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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