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黎明教授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物画教学时徐悲鸿蒋兆和体系为新中国人物画教学基石

 当下的中国人物画创作风格多样、气象博大,不少画家也对造型、笔墨及艺术语言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形成了个人语境和风格。然而,也有一些学院派的中青年画家在创作中遇到了困惑:造型、笔墨等功底都很扎实,就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真急人!这样,重提徐悲鸿、蒋兆和的教学理念、创作思想及文化内涵就至关重要了。

 为此,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简称中央美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当代人物画的领军人物之一田黎明教授,他独特的见解或许会对那些徘徊不前的画家有所帮助,也有助于在校学生理解、认识新中国人物画。

 记者:田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的人物画教学多年来一直引领新中国人

田黎明:中央美院当今的人物画教学完全是在徐悲鸿先生、蒋兆和先生教学体系的基础上,经叶浅予、刘凌沧、李斛、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诸多接薪者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套完整的中国画人物教学体系。

 中央美院中国画教学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强调传统绘画基础、书法基础、写生基础、文史基础等——这是中央美院很重要的学术传统。

 蒋兆和先生特别提出了“以形写神,骨法用笔,创造技巧”,我觉得这是今天中国画学院人物画教学最重要、最根本的学术方位和教学理念。

 关于“以形写神”,我的理解就是“以形写意”,这个“意”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内涵。“意”包括精神,是情怀,是品质,是格调,也是方法,所以人物画后学者应多在文化、实践中体验内涵。

 记者:作为这种教学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完善者之一,您对徐悲鸿、蒋兆和两位先生的教学理念有着怎样的认识呢?

 田黎明:徐悲鸿先生和蒋兆和先生把写实的方法融入意象文化理念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这一教学思想的基础;同时,两位先生研究和吸收了西方写实的文化理念与技巧。因此,他们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境界与治学方式,体现出了以中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主张。简而言之,徐悲鸿先生“尽精微而致广大”的教学理念,重基础讲精微,重文化讲品格——这是徐先生教学思想的内涵;蒋兆和先生“以形写神,骨法用笔,创造技巧”的教学理念则是新中国画人物画的创作基础与内涵。

 由于两位先生的教学、创作主张是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所以他们在诸多经典创作和习作中始终把握着内在的文化结构;在笔墨、造型和表现语言里,写实与写意相融,写生与创作相融。其实,这种基础方法和文化理念,在秦汉雕塑中就已经储存了,比如秦俑、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等雕塑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借助了意象的方式,立足于事物的原生态和文化的心性,上升到了诚怀观道的文化理念,以呈现出对文化体验的准确,同时也是作品中笔墨与造型的准确。

 记者:以上是您对“尽精微而致广大”和“以形写神,骨法用笔,创造技巧”的理论认识,那么您又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求这种认识的?

 田黎明:《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先生的经典作品,其坚实的写实功夫与意象文化相融,完善地印映出徐先生主张的“尽精微而致广大”的人文体验。在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中,高超扎实的写实造型功夫和写意功夫相融,这幅世纪震撼之作把写实与写意交融的审美理念推到了时代的高峰。

 从两位先生的习作来看,每一幅都可透过现实看到心性的存在,即意象文化的体验成为写实方式的内涵。我上临摹课时,认真拜读、分析蒋先生的水墨人物写生:蒋先生的每一幅写生既尊重客观对象之真,更以研究和感受由客观对象引发的艺术结构之真。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心贵真也。”蒋先生写生所创造的语境都内涵着对“真”的体验,对“善”的体验,对“美”的体验。若细分析,蒋先生的每幅写生作品都十分耐品,笔墨与造型始终在意象中被发现、被再现,而且每幅写生由于时空、对象不同,表现方式都有所差异;每幅写生的形式结构自成体系,语境单纯,艺术结构严谨,这样的写生理念是属于传承性的、创造性的——这对于新中国人物画教学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基础。

 总之,两位先生的作品已成为世代的艺术经典,他们的教学思想、艺术境界、人格风范必将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画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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