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古董家黄浚在其《邺中片羽》中首次著录了三枚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这被考古学家认定为最早的玺印。1992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玺印的起源》一文,认为这三枚铜玺为“商代古玺”。过去一般印学家都把古玺印的时间上限划在战国,经李学勤先生的考证,古玺印的时间上限提前到了商代。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玺印,确实源远流长。现在这三枚古玺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过一本《古玺汇编》,收录5708钮古玺印。先秦古玺一般都是战国时期的,其印面文字可以识读。但这三枚商代古玺,印面并不是可以识的字。虽然,李学勤先生将一枚“亚”字形玺印释为“亚罗方”,但许多学者则认为是一种氏族图腾或族徽。那么,这枚古玺印是作什么用的呢?有人认为,这是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用的,或用于抑压陶模作为同一家族的标记。也有人认为,商玺是氏族首领随身佩带的族徽,用以表示身份和权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印章的主要功能,在先秦以前,主要是示信。“印者,信也”。用它作为人与人交接上的信用的保证。像上面说的,将印烙在奴隶的脸面上,实际就是表示一种可信的印记。“古代使用印章,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蘸上印色,捺在纸上。因为那时人们封存物体或递存物件,如果单用绳子扎住,就难防被别人拆动,所以在绳结上封一泥块,把印章盖在泥块上,别人就不能拆动它。这种封物的泥块,名叫‘封泥’,最初是根据封存财物需用玺印的封口,后来递文书(当时的文书是写在竹筒竹简上的)也用玺印封口”。

 先秦时期的印章更多的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但也大多是这种示信功能在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辐射。例如《周礼》中说:“凡通货,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出货贿者,王之司市也;以内货贿者,邦国之司市也。”沙孟海先生认为玺印除了主要用于封泥外,还有六七种用途,如:手工业者在其所制造器物上的记名;器物品称的图记;战国时楚国金币上钤玺印;专做佩带用;生前用印,死时殉葬;烙马等。另外,印章也与军事有关,是权力的器物化,在发递和传送文件书信时印章能起到昭信作用。

 以上这些印章的功能大多是实用性的。这种实用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慢慢发生了变化。例如:佩带用的印章,作为装饰和标榜身份的肖形印,用来警戒自己的警言印,用来作为护身符的吉语印、辟邪印。佩印的主人各显神通,刻制追求精美,印章就慢慢向审美的功能发展。到了唐代就有了室名印,这就扩大了自我在印章文化中的表现领域。而那种吉语印,不但文字的选择有讲究,刻制更是成为主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更具审美倾向的活动。随着各种质地印材的发现与开掘,个人的名印、词语印纷纷兴起,示信的姓名印被钤入印谱之中成为欣赏之物,它的实用功能也就被审美功能所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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