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书法创作各体书述评

对于宋朝人好写草书这一点,《宋朝草书事》云:“宋 朝的草书,很少有人注意。我想其中的原因是,今天所见 宋人的书迹,行书多而草书少,此其一。其次,宋人的草 书,论古韵不及晋,论气魄逊于唐,今人撰写书法史,以为 不足称道,往往按下不表。偶有涉及,不过是见树不见林的 提示。这对于那些靠读书法简史获得常识的读者,很容易留 下宋人不好草书的印象。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宋朝书家好写草书。”[14]个中所述正是宋朝草书风行以及被后世漠视的 这种状况。黄庭坚的“仲将伯英无后尘,尔来此公(李建 中)下笔亲,使之早出见李、卫,不独右军能逼人”。[15]苏 轼赞杜衍的“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为一代之绝”,[16]以及 题《宋苏舜元草书》:“才翁草书真迹,当为历世之宝”。 [7]3214《后村集》:“二苏草圣,独步本朝。”[17]还有直到今 天,书坛对怀素《自叙帖》前六行为苏舜钦补书的认可等 等,都反映了当时草书风行的现实,而蔡襄在思想和行动上 对草书法、意的引领似乎同样被忽略了。 另外,苏轼言及蔡襄所擅的几种书体中,分隶、飞白的 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虽有涉足,但毕竟没有深入。

苏轼排次 第二的小楷,尽管深得魏晋意韵,且有唐人的痕迹,功底不 可谓不深厚,然从历史的角度,纵向来看,在所有书体中, 虽然小楷功力不可谓不深厚,也多晋唐意韵,但恰恰小楷是 最没有蔡襄个人面目的。其他的几类书体,如楷书尺牍、 行书尺牍、草书尺牍,甚至大楷《木兰诗帖》都有自己的风 格因素存在,也有明显的辨识度,倘若将蔡襄最为人称颂的小楷《茶赋》置于晋唐小楷中,其亦恐很难被确认为蔡襄所 作,由是可知,今人评古不可落入昔之人云亦云的窠臼。 综上所述,蔡襄书法中最为勤习的还是楷书、行书和 草书,这三种书体在实践的过程中都保持着方式、方法上的 高度一致性,即:从早期的楷书不断发展形成行书、草书风 格,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稳妥推进的一路,这一路可以作为 鉴定蔡襄书法、书风的基本标准;再就是每个阶段,楷书、 行书、草书都有意外的佳作产生,且很多是水平极高的神来 之笔,尽管不能作为蔡襄的代表书风存在,但其经典性不容 置疑,且还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蔡襄学古能力极强,其次求 变能力极强。诸如《扈从帖》《贫贤帖》《郊燔帖》。

这些 作品的产生,让我们很自然想到朱长文的“心通说”:“积 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 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6]279这显然是“法”全而 “意”出的自然流露。蔡襄书法的总体特征上虽不专注唐人 的雄浑、大气、开放,但却别具宋人精致、含蓄和清旷的一 种内在之美。

宋初书坛,为挽救凋敝之时局,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就 是欧阳修和蔡襄。欧阳修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书坛革 新理论上的倡导者,在他的理论和蔡襄的实践双力推动下, 北宋的书坛出现了新的生机。这种新机体现在原本遗失的古 法重回到历史舞台,同时,蔡襄又以自己的天资和精勤,在 书法实践中寓意存真、表现自我。

为随后苏、黄、米时代的 群体性书风的到来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在宋代书坛,蔡襄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同时在 理论和实践上“尚古”的书家;他是第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 “尚意”的书家;他是第一个涉猎广泛、全面师古的书家; 他是第一个能兼擅多体且能取得很高成就的书家;他更是第 一个将宋初书坛引领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书家, 所以,称其为“继绝式”的人物是恰如其分、毫不为过的。 

如果说“他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确切身份是历史人物,评 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当时历史中起到如何的作用”,[18]18那 么,蔡襄书法历史作用的体现所依赖的指导思想就是“尚古 匡时”,而具体的手段就是全面复兴书体,使篆、隶、楷、行、草、大字、小字,甚至章草、飞白等这些往日难得一见 的书体全盘复活而呈现在宋人的面前,这是给宋时书坛出具 的一张药方。

“后世之所以注目蔡襄,关注的不是他的书法 成就,主要是他对艺术史的作用。也就是说蔡襄的成功不是 对崭新书法风貌的创立方面,而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个时 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18]17-18显然这是蔡襄作用的重要 方面,与此同时,今天我们不仅要肯定蔡襄因“尚古”复兴 而获得的历史地位,还应重新关注其“尚意”思想在书法艺 术上的体现,关注他的书法成就。在其“尚意”思想的指导 下,他在楷书、行书、草书诸体上形成自己的面目并将其展 现在世人面前,将“古意”和“己意”蕴藏于作品之中, 从 而用行动证实了自己书路的成功和价值,因此,他在各书体 上的复兴与创新为宋代书法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 居功至伟。 蔡襄在所有书体的实践中,获得最为成功的是尺牍作 品,楷书《澄心堂纸帖》《大研帖》,行书《扈从帖》, 草书《贫贤帖》《郊燔帖》都是尺牍中比较凸显的书风,另外蔡襄书风中比较稳妥一路的行草书同样非常出色,且风格 明显。

诸多精彩的书体都是采取尺牍的形式,而不是碑刻, 蔡襄的尺牍温文尔雅、萧散凝远、“尚古寓意”,离不开文 人意识的渗透。从蔡襄拒绝皇帝之命不书《温成皇后碑》之 辞:“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 哉!”[6]291-292 就可以看到士大夫阶层文人意识的高度觉醒。 

而欧阳修更是将“心”“趣”“形”三者的关系做了阐述: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 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19] 这个时期文人画的兴盛、画院的兴建,尺牍书法、书法长卷 等无疑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实质性“内容”,这个时候,书 画交融,也可以说是文化交融的时刻。

苏轼说:“诗不能 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也。”[20]正是这一时况 的反映。宋代蔡、苏、黄、米的尺牍书法承接晋之遗绪,为 “意”的表现,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尺牍它的‘非展示’性质,决定了尺牍书法创作上的自由,使人们在毫无拘 束的书写过程中尽情宣泄内心情感,书法‘技’层面的‘小 道’意识完全湮没于生动的性灵挥洒过程中。”[21]鉴此,时 代性“尚意”书风的到来成为必然。 (王中焰:艺术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

注释: 

[1]脱脱.宋史:卷三二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400. 

[2]欧阳修.牡丹记跋尾[M]//欧阳修.宋本欧阳文忠公集:第十三册,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影印本):128. 

[3]欧阳修.苏子美蔡君谟书[M]//欧阳修.宋本欧阳文忠公集:第二十四 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影印本):56. 

[4]邓肃.栟榈集:卷二〇[M].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60. 

[5]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卷六七[M].北京:中国书店,1984: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