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论书,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后世,尤其是今世多以为主张拙、丑、支离、真率,反对巧、媚、轻滑、安排,而倡导“丑书”,颠覆书法艺术对于美的追求。傅山反对巧、媚、轻滑、安排当然不错,但他主张拙、丑、支离、真率吗?不见得。“鱼与熊掌,皆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吾取熊掌”。意为二利相较取其大,而并非以不取的小利为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屈”,意为二害相较取其小,并非以所取的小害为利。我们所需要的是玉全,是有尊严地活,但面临着玉碎和瓦全、守节而死和屈节而生的二选一时,不得已而取玉碎和死节,绝不意味着玉碎为利而玉全为害,守节而死为利而尊严地活为害。如此看来,拙、丑、支离、真率并非傅山的主张。

弘一法师 作品

 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当然是美,书法美有多种的表现,若以一语概之,则可用苏轼的“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四者当然是一体的,不可以分开来讲,勉强分开来讲,则端庄可比喻结字的间架,均衡中有险绝,刻意于均衡则沦于安排,着意于险绝则沦于草率;流丽可比喻用笔的技法,落笔、运笔、收笔,自然地变化,过分地追求变化则沦于巧,过分地不追求变化则沦于拙;刚健仍喻用笔的技法,轻重、疾徐、粗细、长短,和谐中见冲动,刻意于和谐则沦于轻滑,着意于冲动则沦于支离;婀娜可比喻完成后的作品,从字法、笔法到章法,落落大方又姿媚生动,刻意于姿媚生动则沦于媚,刻意于大方则沦于丑。

 傅山对书法的追求,虽然是“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美,但他所面对的明末清初的书坛形势,馆阁体大行于朝,奇崛派流行于野,皆偏离了他的期望,二害相较,他必然要取此而斥彼了。这也与当时清易明祚的形势相关,一方面,大批的风雅名士甚至领袖纷纷走了屈节全生的瓦全之路,另一方面,少数士人与社会大众走的却是守节赴死的玉碎之路,这两条道路当然是他都不希望走的,但当不是站着死就是跪着生的二选一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傅山是一位气节之士,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他关于书法的论述,大多与他对世事沧桑动荡和风云变幻的关切不可或分。“四宁四毋”的观点如此,对赵孟頫的因人废书亦如此。中庸之道,当然是他的理想,但当现实偏离了中庸而向两端分别发展的形势下,他不得不选择小害的一端来反拨大害的另一端。不明其苦心,把他选择的小害当作利,结果往往不能反拨大害的一端,反而会把小害的一端推向大害。

 不过,把“宁可、不可”的两利取大或两害取小,看作是取利而弃害,违背了常识而当成了常识,岂止于“四宁四毋”?从著名的“贫贱近雅,富贵近俗”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不也是这种反中庸而走极端的认识吗?

 中庸者自然,偏离了中庸则为做作。巧、媚、轻滑、安排是做作,拙、丑、支离、真率同样也是做作。矫枉者施以以过正,但过正的目的在于归正,非在于过正。在无枉可矫的情况下,更不宜倡导过正。所以,对于“宁可、不可”的认识,二害取一,当这个危害为甚时,以那个危害矫之;当那个危害为甚时,以这个危害矫之。并不是一定说这个危害为大,那个危害为小,或那个危害更大,这个危害更小。二利取一亦然,甚至理论上取此舍彼,实践上取彼舍此。如苏轼在理论上“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实践上恰恰“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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