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红色题材美术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内容提要: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深刻的变革,妇女运动始终与国家的革命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紧密相连,妇女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相互交织。艺术创作作为时代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在油画、国画、雕塑及版画等艺术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塑造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解放的历程及生存状态,勾勒出20世纪中国女性身份的嬗变轨迹。

关键词:红色美术;女性形象;嬗变

“时代造就艺术,艺术当随时代。”[1]20世纪的美术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经典的革命女性形象,这些作品作为时代思想意识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时代精神。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痕迹。

图1 蒋兆和 卖子图 1939

在20世纪的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实现了从单一、符号化的集体象征向多元、个性化角色的转变,这一变化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和背景的多样性,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艺术赋予女性形象丰富的内在情感与思想,使她们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凸显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进步。

一、战争中苦难的母亲形象

20世纪上半叶,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女性在战争中,作为长期处于“依附者”地位的弱势群体,往往遭受比男性更为严重的伤害。战争不仅导致了许多家庭的破裂,使女性失去了家庭的庇护,还迫使她们独自面对生存困境,基本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无法履行传统角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的责任。因此,人们常用受难的母亲形象来隐喻家庭与国家的困境。

图2 王盛烈 八女投江 1957

抗战时期的美术作品中,流离失所的母亲与儿童形象频繁出现,艺术家试图通过展现孩子与母亲同时受难的情景,唤醒国人保家卫国的热情,将艺术创作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受难母亲”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面对侵略者的迫害,艺术家们目睹了流离失所、逃难、饥饿与死亡的惨状。抗战时期的美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仅以饱受苦难的母亲和儿童作为隐喻反映人们所承受的压迫与牺牲,更通过她们的悲惨遭遇象征着国家与民族正置身于巨大的危难之中。

如蒋兆和“创作于40年代的《卖子图》《流浪小子》……,以为底层民众造像的方式,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充满了深切的人文主义精神”[3]。蒋兆和于1939年创作的《卖子图》(图1),便是基于对当年河北水灾的深切感受而作的。画面中,满脸愁容的母亲紧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眼神中流露出无奈与不舍,而另一个孩子痛苦和恐惧的眼神,更是深刻揭示了人性在苦难中被无情碾压的悲剧,倾诉着沦陷区人民深切的痛苦与哀愁。此外,丰子恺的漫画《轰炸》系列(1938年作)与滑田友的雕塑《轰炸》(1946年作),尽管艺术形式不同,但都巧妙地运用动态构图,捕捉并凸显了战争场面的瞬间性和戏剧性。

图3 温葆 四个姑娘(油画) 1962

它们以夸张的手法展现了敌军空袭的惨烈景象,生动描绘了母亲带着孩子在战争中惊慌失措地躲避敌人轰炸的场景。 另外,罗工柳的版画《马本斋的母亲》(1943年作),则取材于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被捕的英勇事迹。作品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老母亲在抗日斗争中挺身而出、慷慨就义的光辉形象,彰显了她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品格。

在这一类作品中,女性形象不仅象征着家庭的破碎,更通过她们所承受的痛苦,深刻反映了社会苦难的现状。保护母亲与孩子的情感诉求,与保护祖国的情感紧密相连,激发了民众团结一致、奋起抗敌的强烈情感。这些典型的女性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形象,展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认同,其唤醒民众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审美价值。

二、革命符号的巾帼形象

为了建立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其中不乏英勇献身的女性英雄。革命烈士刘胡兰壮烈牺牲时只有15岁,江姐牺牲时年仅29岁,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秋瑾英勇就义时年仅35岁……20世纪中国新兴的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门类,自诞生起就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场景。

图4 杨之光 矿山新兵 1971

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美术作品如同战斗号角,“从党的建立到红军长征胜利,革命美术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以及苏区红色政权与红军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启蒙与唤醒作用”[4],引领更多的人民群众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涌现出大批描绘革命战斗英雄的经典美术作品,其中也包括英勇无畏的女性革命者形象。

具体而言,美术教育的发展和全新时代环境为艺术家提供了强大创作力量和丰富灵感。20世纪60年代起,许多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涌现。如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1951年作)与刘耀真的油画《刘胡兰》(1978年作),均展现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故事。

张得蒂的雕塑《鉴湖女侠——秋瑾》(1989年作)与王公筠的版画《秋瑾组画》(1989年作),分别以雕塑和组画形式,表现了秋瑾的豪放性格和崇高人生境界。此外,王盛烈的国画《八女投江》(1957年作,图2)和于津源的雕塑《八女投江》(1957年作),则展现了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安顺福8名女战士在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英勇牺牲的场景。

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只有23岁,而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两件作品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都以连绵起伏的构图表现了8位女战士不畏强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她们是东北抗联精神的真实写照。

三、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铁姑娘”形象

“新中国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焕发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如何从艺术角度表现这种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的人文精神”[5]成为那个时代艺术家们重点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以确立,政治导向成为文艺发展的方向。随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深入人心,妇女地位得到提升,性别意识逐渐弱化。

图5 李焕民 初踏黄金路(版画) 1963

新的政治制度赋予女性主导社会事务的权利,美术作品中的劳动妇女形象因此焕然一新,纯朴健壮的女性建设者形象成为歌颂社会主义的象征。艺术家们“自觉地投身到广大人民参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把绘画当作革命宣传的工具”[6],表现工农兵劳动题材成为新中国初期绘画的主要内容和题材,女性形象也逐渐从家庭角色转向社会角色。

在这个时期,艺术家们从多个方面展现了社会主义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典型作品涉及海岛题材、上山下乡的农村劳动题材、西藏题材及女性当家做主等。海岛题材的经典作品包括唐大禧的雕塑《海的女儿》(1977年作)、陈衍宁的油画《渔港新医》(1974年作),还有王霞的油画《海岛姑娘》(1961年作)与潘嘉俊的油画《我是“海燕”》(1972年作),这些作品展现了飒爽英姿的海岛女民兵形象和标志性的渔家姑娘形象。

农村劳动题材的作品如温葆的油画《四个姑娘》(1962年作,图3)、王文彬的油画《夯歌》(1962年作)、滑田友的雕塑《女生产队长》(1961年作)、田金铎的雕塑《稻香千里》(1963年作)、杨之光的国画《矿山新兵》(1971年作,图4)、唐大禧的雕塑《群山欢笑》(1972年作),塑造了纯朴健壮的“铁姑娘”形象,她们像男人一样强壮,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喜悦和幸福。

表现当家做主的女主人形象的经典作品包括杨之光的国画《一辈子第一回》(1954年作)、赵友萍的油画《代表会上的女委员》(1962年作)、汤小铭的油画《女委员》(1973年作),这些作品特别强调了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言权,既体现了男女平等,也发挥了妇女的作用。

社会制度的变革给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在西藏题材的艺术作品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牛文的版画《东方红,太阳升》(1959年作)、董希文的油画《千年的土地翻了身》(1963年作)、李焕民的版画《初踏黄金路》(1963年作,图5)、朱乃正的油画《金色的季节》(1963年作)、潘世勋的油画《我们走在大路上》(1964年作)。

这些作品通过宏大的场景构图或鲜明的色彩,展现了藏族妇女参与劳动和丰收的喜悦,生动地反映了西藏地区人民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迁。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透露出新时代女性已经冲破封建枷锁,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投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多元探索的现代女性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带来了大众审美和观念的变革,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女性艺术注入了新的思潮。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女性形象开始呈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逐渐趋于多元化。“新时期女性文学随着对人的全面性理解,对女性自我实现的追求,思想艺术风貌发生了质的飞跃。”[7]“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打开了中国美术的视野。”[8]因此,这个时期风格多样,美学思潮纷呈,绘画能力和表现技法也有了显著提升。红色美术中的女性角色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尽管仍有许多作品表现革命英雄主义题材,但表现形式和手法更加多元。

越来越多的作品融入了时代特质,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再仅仅依托于社会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更为多元和立体的方式在作品中得到展现。例如1979年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枫》组画,张法根的油画《希望》,何岸的油画《西沙之晨》,伍必端的版画《丰收的喜悦》;1984年妥木斯的油画《垛草的妇女》、阎平的油画《矿大嫂》、王国俊的油画《施工员》、徐启雄的国画《决战之前》;1987年田金铎的雕塑《走向世界》等。

作品类型丰富多样,数量庞大,为人们呈现了一批在改革开放中开启新生活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顶天立地、红光满面的“铁姑娘”,而是带着新时代气息、充满多元魅力的新女性形象。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体制和艺术生态,确实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而与女性身份相关的‘女性艺术’,则以性别的自我确证和认同的方式出现在90年代的艺术史中”[9]。

这样的塑造彰显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多元认知与期望,同时也展现了她们在各个领域的卓越成就与杰出贡献。美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更加贴近中国传统审美,体现出中国女性柔美、端庄、高雅、含蓄、内敛等美好品质。

结语

通过对20世纪中国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中经典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到中国女性的境遇与生存状态的演变轨迹。这些美术作品不仅记录了中国女性从自我封闭走向自我觉醒的逐步历程,还映照出她们从受压迫、受苦难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掌握自身命运,成为社会主人翁的壮阔过程。

这一过程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紧密相随,也深刻体现在美术作品中经典女性形象的嬗变之中。因此,20世纪中国红色题材美术作品中经典女性形象不仅是时代精神的鲜活象征,更是中国女性社会变迁与身份重构的文化符号。这些作品以多元化的艺术手法,见证了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生存境遇、思想觉醒和社会角色的深刻变迁,成为反映20世纪中国女性历史发展的重要艺术载体。

参考文献

[1]杨力舟. 艺苑摭言 杨力舟文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473.

[2]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5.

[3]尚辉. 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艺术史[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9:131.

[4]尚辉. 红色美术经典:1921—2011[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24.

[5]尚辉. 新中国版画的三次审美转换[J]. 美术,2009(12):101.

[6]廖雯. 女性主义作为方式[M]. 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75.

[7]盛英. 中国女作家和女性文学[J]. 中国文化研究,1995(9):65.

[8]尚辉. 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3:5.

[9]邹跃进. 新中国美术史[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导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