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娘子家书》看其背后的字纸文化

内容提要: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一封距今千年的《二娘子家书》,其由清末翰林、诗人、史志学家、文物鉴藏家许承尧先生慧眼识获,并从敦煌出土的唐人写经背面揭下。这封家书内容翔实,十分珍贵,蕴含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文明,本文着重探析其背后的字纸文化。

关键词:敦煌;家书;字纸文化

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唐·杜甫《得家书》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杜甫《春望》

在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多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一封家书的可贵。家书记录了世事的变换,折射出浓厚的亲情,是连接情感的纽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一封距今千年的家书——《二娘子家书》(图1),其由清末翰林、诗人、史志学家、文物鉴藏家许承尧先生慧眼识获,并从敦煌出土的唐人写经背面揭下。

这封家书的寄出者为二娘子。据学者考证,其应是唐代年轻的官家小妻,其姓氏已佚,在娘家行二,其家还有姐姐、母亲。二娘子因随朝廷使者夫婿出使西域,返回东京(洛阳)旅居。关于《二娘子家书》的确切年代、幅制大小、字体风格、家书内容、文辞言语、来源性质等情况,安徽博物院张飞莺老师的《唐二娘子家书蕴含千古文明》一文已有详尽的介绍。贤者已述,本文对此类问题不做赘述。然鲜少有学者研究此件文物背后的字纸文化内涵,下文将与大家共探讨之。

一、载体——唐代民间用纸文化

《二娘子家书》如今静静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中,作为珍品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然而这封家书自东京寄回敦煌后,辗转竟被用来裱糊佛经,贴在佛经的背面,而这件佛经又被封存于敦煌藏经洞,后来才流传于民间。1911年,安徽歙县人许承尧去甘肃做官,从裱褙纸中揭出此信。1984年,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认为此家书为稀世珍宝,次年将其编号并著录于《全国古代书画一级藏品目录》一书中。此后人们才得以重见它的风采。为何此件家书曾被用作敦煌写经裱褙纸呢?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图1 《二娘子家书》册页 纸本 31cm×43.4cm 安徽博物院藏

敦煌写经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瑰宝,自1900年敦煌写经卷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秘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机流散,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劫掠。直到1910年,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抵运北京。敦煌文书的外形大部分是手卷形式,用纸或绢从右至左抄写,然后粘接成长卷,最长的有十几米,所以也叫敦煌卷子或敦煌写卷。

通常在尾部有木轴,使全卷可以卷起来存放,较考究的还加以裱褙;但也有不少没有轴的。[1]至于为何会用一封家书作为裱褙纸,我想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两种:第一个原因应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国古代文人、艺术家们留下的法书名画,是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长期保存、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古人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书画装裱技艺。

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可见装裱之重要。装裱亦称“装潢”“装池”“裱褙”等,书画妙墨经装裱后既适宜于收藏和欣赏,往往还能呈现出更高的艺术美感。此外,传统装裱修复对于古代书画的长期保存,延长寿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的书画装裱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2]7

至迟在两晋时代,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技术已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唐朝时期的书画装裱技术已日臻成熟。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已有《论装背裱轴》一文专门论述此类技术,此为传统装裱与修复的经典著述,开装裱与修复研究之先河,对后世装裱与修复的影响深远。

图2 唐 欧阳询 仲尼梦奠帖(局部) 纸本 26.5cm×34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娘子家书》是作为“覆褙”贴于经书。在现代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我们曾见过有覆褙的唐经卷装裱方法格式,即将经卷的裱纸事先托裱成长宽略大于手抄经卷,然后将经卷粘在托纸中部,从而形成手卷。裱褙可获得“立则端直”的效果,所以有着“用粗的麻纸、布或帛等在书画背后复裱一层以起加固保护作用”[2]8-9的说法。

历代许多珍贵的书法、绘画,乃至书籍等,能够保存到今天,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经过了装裱,用纸、绫、绢等材料将其背面、四周加以保护。除此之外,书画妙墨经过装裱,方能神采焕发,跃然生动,不但锦上添花,还能够提高作品的艺术效果。由于纸制品材料质地纤薄,易于破碎,从加固的实用需求出发,也需要对其装裱加固,以利于保存,便于观赏。

另一件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的北凉神玺三年(399)的《千佛名经卷》也是由两张经纸粘接而成的,正反两面都有字。有学者猜测这应该是因为当时纸张缺少,裱书画的工匠为了节约纸料,利用废纸托褙。《二娘子家书》亦是因此实用要求而被托裱于佛经的背面。

第二个原因应是手工纸品的珍贵和古人“敬惜字纸”的心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是文字将中华文明记录下来。中华文字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符号,形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在我国古代,无论是识字的士以上阶层,还是不识字的平民百姓,都对文字抱有一种特别虔诚的崇拜心理。

蒋彝曾在《中国书法》中写道:“对写下的文字的钟爱之情,从童年时代起就灌输到中国人的灵魂中。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不许撕碎写过字的纸,也不滥用任何纸张来写字,即使它是张废纸……正因为我们如此尊敬文字,我们才不忍它们被踩在脚下或被扔入那些令人厌恶的地方……对字纸的旧有尊敬依然非常普遍。”[3]在纸张尚且匮乏的唐代,人们惜纸如金。这就是中国纸文化中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敬惜字纸。”

古代造纸,特别是质量良好的高级书写用纸,常作为高级礼品赠送他人,受赠者常写信道谢。古人也注意节约用纸。书写用纸在古代比较贵重,“纸”的反复利用造就了“反故”现象。“反故”的本义,似乎是指在已经用过的纸的背面再写字。“反故”的现象很多,敦煌遗书就有大量的“反故”现象。古人在“反”时,还注意发放与收回相抵。

如唐代楷书手写经生抄录经卷,注明用纸数,乃是因上级控制用纸。纸是很贵的,每领一张纸就得记录。[4]古代纸文化中还有一个现象是,所造的不同种类的纸品会应用于不同的场合,不同用途的文化用纸也会有不同的加工方法。在唐代,朝廷文书及佛寺写经多用经过黄檗染黄处理的纸;临摹古人字帖及重要经卷则用硬黄纸;拓碑一般先用生纸拓,裱褙后再加工成熟纸保藏。

唐代的麻纸主要分为黄麻纸与白麻纸两种。《唐会要·翰林院》 载:“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并用白麻。”李肇《翰林志》称:“凡慰军旅用黄麻纸”,“唐中书用黄白二麻为纶命,其后翰林专掌白麻,中书独得用黄麻”[5]。麻成为朝廷文书的专称,中书舍人起草文书也称草麻,宣布朝廷命令称宣麻。

唐代《二娘子家书》采用的纸张为大幅白麻纸书写。白麻纸属于古麻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手工纸品。此家书用纸幅面宽大,纸质略硬,表面粗糙。虽经千年之久,纤维变质,色呈褐黄,然至今不腐,未被虫蛀,展现出我国古老手工纸品的珍贵品质。安徽博物院张飞莺老师在《唐二娘子家书 蕴含千古文明》一文中道:《唐二娘子家书》至今已有1000多年;1951年入馆后又曾多次参加鉴定、拍摄、研讨展出等活动,却丝毫未见有任何虫蛀、霉腐现象。

前文所述朝廷文书及佛寺写经多用经过黄檗染黄处理的纸。黄檗,既是药材,又是染料,兼备良好的杀虫功效。东晋炼丹家葛洪首创了用黄檗染纸以驱霉避蠹的方法,使许多纸品得以延长寿命,保存传世。《二娘子家书》也许正是因其贴于佛经背面,才得以寿越千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出于实用要求和“敬惜字纸”的心理,这样一封饱含亲情的家书就出现在了敦煌写经的背面,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二、文体——唐代家书文化的成熟

在电报等通信方式普及之前,家书是家人之间主要的沟通方式之一,是亲人遥寄相思、沟通信息的纽带。在我国古代,曾先后使用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用以保存文字资料。

在纸发明以前,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书信应起源于纸尚未出现的秦汉时期,当时的书信称为“简”或“牍”,尤其是“牍”“尺牍”,一直是古代书信的代称。随着书写载体的不断变化,造纸术的发明创造,“家书”文化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后汉书·蔡伦传》写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6]“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纸张最大的优势在于携带方便、尺幅宽阔,既扩大了写作者的创作空间,也提高了家书传递的效率。伴随造纸工艺的不断提高、完善,生产成本逐步降低,纸张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在无形中提高了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促进了信息传播,用纸张作为载体来传递信息也越来越普遍。

文人墨客借助“纸本”这一便捷的载体来表达情感,用纸传情。至魏晋时期纸本书信体创作形成高潮,可以说书信体文学开启了文学的“情缘”之门,这与纸张书写作为新型文学传播形式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唐朝,大诗人杜甫在《石壕吏》中说“一男附书至”,战时贫苦的石壕妇人可以凭借家书得知战场上孩子的信息。

可见,在唐代,“家书”文化已然成熟,成为我国社会历史最基本的文化单元之一。中国传统的家书,既可上至军政要事,亦可下至儿女情长,记载了人间百态、世事炎凉。“家书”最贴近人的情感深处,亦可作为历史文化的补充。《二娘子家书》以“二娘子”口吻,诉说对母亲的思念、牵挂、祝愿、安慰,遥寄信物以表亲情,家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远在他乡的女儿的真情实感。

同时作者在家书中也透露了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随夫出使西域返回东京旅居的自身境遇,让我们能更加立体地感受那个时代女子的地位与处境。此封家书是由二娘子本人书写,还是仅以二娘子口吻找人代写?这个问题恐怕要追溯到书写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