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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后期,以徐渭张瑞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的出现,为帖学开创了新天地。其主要标志是:书法形式由传统的手卷尺牍转向长挂立轴。在这一重要的形式转变之下,继之者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将浪漫主义书风推向了巅峰。

  董其昌生活和从事创作的年代介于徐渭与张瑞图之间。在浪漫主义书法大潮的裹挟之下,董其昌颇显无奈。他既不愿意在新帖学里随波逐流,更不愿意依附赵孟頫文徵明的传统帖学一派。他在书论中时时流露出对赵氏和吴中才子们的不屑一顾。他单枪匹马地进行书法形态上的突破,专注于书法价值观的革新和书法意趣的经营,以疏淡、松秀、率意为表现特征,最终走出了一条新路。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书封敕稿本》(下图为作品局部)是董其昌楷书精品。该作纵25.8厘米、横276.4厘米,有乌丝栏格,书告身二通:前一通为追封董其昌父母,后一通是封董氏夫妇。由于书写的是诰封,故而董氏一改其活脱的行楷体段而用楷书书写,用笔圆劲松

秀,体势庄重丰伟,虽然多了几分矜持谨严,但淡淡的意趣还是隐然流露其中。

  在书论中,董其昌曾多次透露自己对楷书的取法。他认为“楷书以钟、王为极则”(《容台别集》)。但受时代影响,落到实处,他学习最多的还是唐人楷书,特别是颜真卿和柳公权。他17岁时学书即从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一生勤于颜、柳楷书的临习。

  在临习颜、柳楷书的过程中,董氏时时不忘以自己的意趣进行改造。他说:“颜清臣书深得蔡中郎《石经》遗意,后之学颜者,以觚棱斩截为入门,所谓不参活句者也。余此书窃附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容台集》)董氏认为,学颜书当如参禅参活句,形态上贵在活脱,而执著于“觚棱斩截”者终不得其门而入。

  “颜平原屋漏痕、折钗股,谓欲藏锋。后人遂以墨猪当之,皆成偃笔,痴人前不得说梦。欲知屋漏痕、折钗股,于圆熟求之,未可朝执笔而暮合辙也。”(《画禅室随笔》)董氏认为,如果没有圆熟的笔法,而是希望通过刻意的描画追求屋漏痕、折钗股的效果,终不免“墨猪”、“偃笔”之诮。这从侧面呼应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同上)在他看来,颜、柳楷书的“精神流露处”就是用笔圆熟、结字活脱———这是他“参活句”的结果。结合董氏《书封敕稿本》来看,在形态上,将“觚棱斩截”完全抖落,一派活脱自如;在用笔上,略参行书意趣,一改唐人的谨严肃穆,显得圆熟而舒畅。

  如何得古人“精神流露处”?董其昌做了进一步说明:“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同上)也就是说,欲得古人神气,既要能如影随形般地与古人合,又要能金蝉脱壳般地与古人离。这正是董氏与许多书法理论家的不同:既能鉴赏,又能实践;既有一套离、合的理论,又有一副离、合的本领。这既表现在他的行草书上,也表现在他的楷书上。其楷书《书封敕稿本》,柔和中不失阳刚之美,朗畅中兼具含蓄之意;既有颜书的丰伟朴茂,又有柳书的端凝遒劲;既能融颜、柳于一体,又能变化而自出新意。在离、合之间,董氏自由来往,游刃有余。董氏曾在《容台集》中深有感慨地说:“但能脱去临仿之迹,故称名家。”

  在结字上,《书封敕稿本》并不是字字端正、稳当,而是偶作微微的欹侧,因为有乌丝栏格的约束,所以能够复归平正。其实,偶作欹侧正是董氏的有意为之。我们发现,董氏在没有乌丝栏格的楷书作品如仿颜真卿法楷书《倪宽赞》中,部分字也同样作欹侧状。这正是董氏“以奇为正”的意趣主张的具体体现。他说:“字须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者。”(同上)又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同上)在这里,董氏两次拿赵孟頫做对比和批判对象,认为他的楷书“作正局”而有习气。的确,赵氏楷书没有董氏楷书奇宕潇洒,但赵、董二人身世不同,人生际遇不同,艺术追求也不尽相同,各具特色,未可强分轩轾。问题是,董氏一直将赵孟頫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他明知自己的书法在形态和功力上无法超越赵氏,故而设法在意趣上提出新的标准,即一再强调“以奇为正”,这固然显出了他的聪明。但他一再自赏,就不免显得小家子气了。

  应该说,《书封敕稿本》最大的优点在“秀”上。还是与赵孟頫比较,董其昌说:“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同上)又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远虑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容台集》)在这里,董氏反复强调自己书法的“秀”,并将“生”、“秀”与“熟”、“俗”对立起来。当他敏锐地觉察到赵孟頫因熟而不免于俗时,立刻对自己之前主张的“于圆熟求之”加以矫正,提出“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画禅室随笔》)。我们说董其昌是明代书法史上“问题”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位,于此可见一斑。

  在帖学资源近乎枯竭和浪漫主义书风席卷书坛的背景下,处于新、旧帖学转换之际但又不愿依附他人的董其昌,重新发掘出帖学的审美意趣———“秀”,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书坛的资本。其实,董氏追求的“秀”,不过是晋人“不为无法,而妙处不在法”的翻版。所不同的是,他给“秀”重新定义并注入新的内涵,终究在前人笔墨蹊径之外翻出了新意。质言之,他书法的“秀”从禅趣中逸出,并通过独特的用笔、结字、章法和墨法,表现出疏淡、松秀和率意之美,达到了不拘于法、自适其意的境界。尤为可贵的是,董氏能将“秀”的意趣一以贯之,既流淌在他的行草之中,也隐含在他的楷书如《书封敕稿本》之内。难怪王文治要发出“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的礼赞———董其昌确实算得上书家中的第一等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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