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中国60年来的美术精品,可从董希文有独特民族形式的《开国大典》始。中国美术家协会新近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美术家努力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动中国美术的繁荣发展。《开国大典》便是堪称有豪迈中国气派、能展现光辉国家形象的样板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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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希文  油画 《开国大典》(见图)(纵2.33米、横4.005米)完成于1953年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国家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开国大典》(见图)(纵2.33米、横4.005米)完成于1953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在中南海集体观赏此画,并接见了董希文。毛泽东一见此画就高兴地说:“是大国,是中国。”还说:“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的确,这幅作品表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中国人民的豪迈气度,同时也显示了作者董希文追求油画中国风的令人叹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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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希文  油画 《开国大典》(见图)(纵2.33米、横4.005米)完成于1953年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董希文,浙江绍兴人,生于1914年6月27日。他的父亲董萼清酷爱艺术,是当地负有盛名的大收藏家。董希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悟性过人,从小对丰富的中国艺术遗产有很深厚的认知和情感。这也成就了他一生精于对书画、陶瓷、玉器、纸墨、家具和民间器物的识别和鉴赏能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国家文物的鉴别、保护、收藏做过很多贡献。故宫和中央美院收进的许多文物,都是经他过目后定夺取舍的。他是一位鉴藏专业知识极为丰富的专家,只不过这一点被他的绘画盛名所掩,不大为人知罢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广博知识、对民族艺术发展脉络和承传的丰富了解,使他能在更高层次上看待艺术的发展。作为油画家,他提出油画中国风的口号,是有更为深刻的宏观思考的。他在油画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开国大典》这样辉煌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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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革期间的《开国大典》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董希文,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杭州芝江大学、苏州美专、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以及河内巴黎美专分校等美术院校,师从林风眠、颜文梁、刘海粟、常书鸿等前辈,刻苦学习中西绘画艺术,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功底。上世纪40年代他深入敦煌,受敦煌文化影响很深。从教后,又多次带学生去敦煌,他尤其欣赏北魏、西魏壁画那种自由、优雅而有秩序的抒情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事事跟着苏联走,在中央美院任教的董希文主持三画室工作,他的素描与苏派全因素素描颇有距离。他对学生谈明代绘画,谈中国画十分重视传神,谈董其昌的“下笔便有凹凸之形”和“传神必以形”;他主张学油画“主要应从中国绘画的创作方法去研究”,主张“从各画种、各时代、各画家不同面貌中归纳出共同点、一条共通的线索来”;他强调“要画出时代精神来”。他的《开国大典》便是他艺术主张身体力行的垂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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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开国大典(复制品)复制 

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国家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高岗

 1949年10月1日,董希文作为观礼代表幸福地参加了开国盛典。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构思,一幅气势宏伟、富丽堂皇、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开国大典》早已形成于胸。当1952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要创作油画《开国大典》时,董希文主动承担起这一重任,在家中只有12平米的简陋房间里,从屋顶到地面挂起了巨幅的画布。他有时登高上达屋顶,有时趴在地上;有时蹲着,有时跪着,每天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画,忘记了吃饭和休息。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这幅巨制。他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敦煌装饰壁画风格,构图开阔,造型单纯洗练;色彩上采用强烈的大红、金黄、碧蓝的大色块对比以及写意传神的中国笔法,形象地描绘了开国庆典风和日丽、辉煌欢畅的场景和中国人民开始新生活的自信与豪迈。在不可能写生的条件下,他将明暗关系对比较强的照片,转化为处在平光中的美术造型,以适合我国民众的欣赏习惯。为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他颇费心思地设计每个人物的衣着和动作细节:宋庆龄戴上网花手套,流露出她那优雅高贵的气质;张澜的丝绸长袍看上去是特别熨平折叠好,专门等到大庆之日才穿上的;周总理手背在身后,显得特别儒雅自信……为把地毯的质地画好,他在油画颜料里掺了沙子;大红的廊柱和灯笼、金黄的璎珞、盛开的菊花、蓝天白云等,准确地捕捉到当时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使整幅作品绚丽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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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1914-1973),浙江绍兴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油画家。受毛主席赞誉

 《开国大典》的艺术处理非常大胆。画面不拘泥于新闻摄影的真实图景,安排毛主席侧身站在画面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站在左边呈半环形排成一列,形成画面左实右虚的布局。这种构图不同于一般的构图,似乎失去平衡,而得到的是主次分明、疏密有致的艺术效果。打破透视常规,全图有两个焦点,表现了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波澜壮阔;将城楼上正中的两根廊柱间的距离大大放宽,悬挂的灯笼也故意偏左,使其居于画面上方正中。建筑学专家梁思成看了说:“这在建筑学上是错误的,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董希文常对学生讲,一幅成功的作品要达到“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艺术境界。

 《开国大典》一面世便在全国引起轰动。1954年此画作为年画出版发行,销售量一举超过100万份。这幅歌颂新中国诞生的杰作展览在博物馆里,印在教科书上,张贴在教室、礼堂、会议厅及千万百姓的家里,人们喜爱它、欣赏它、赞美它。

 董希文是一位勤奋多产的艺术家。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了油画《云南收豆图》、《苗女赶场》、《云南驮马夫的生活》等作品;1943年他深入到大西北劳苦民众中去,创作了《戈壁驼影》、《哈萨克牧羊女》等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油画作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董希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任教于中央美院。他的工作热情更为高涨,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巨幅画像是他带着学生绘制的;1952至1953年董希文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组长;1953年他还以《无限风光》为题创作了一幅毛主席全身像。他先后创作的革命历史画有《北平入城式》、《新解放区的生产自救》、《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年土地翻了身》等;主题性大型风景画有《移山造海———十三陵水库工程速写》、《春到西藏》等;他还画了大批长征路上、西藏写生作品。

 可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想不到的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看到的这幅为亿万民众所喜爱的《开国大典》已不是原作。在中国政治风云多变的年代,原作遭受的厄运也是人们无法想象的。1955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作者奉命把高岗从画面上删掉;1971年在那人妖颠倒的疯狂年代,作者又被强令把刘少奇从画面上删掉。而此时的作者———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留下许多卓越画作的中共党员油画家,先是在1957年,虽未被打成“右派”,但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严厉处分;随后,又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进“牛棚”;后下放北京钢厂劳动,累得胃溃疡穿孔大出血,昏迷8小时,胃切除四分之三,又被再次下放到河北磁县劳动改造。强令董希文再次涂改《开国大典》时,他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头发掉光,牙齿脱落,天天静脉注射,浑身贴满止痛膏。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1973年1月8日一代艺术大师董希文过早地逝去,终年58岁。

 同样遭受厄运的《开国大典》原作,已面目全非,无法修复。作为“文化大革命”毁坏文化的罪证,它被永远地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画库里。现在馆内展出的《开国大典》,是“四人帮”垮台、刘少奇同志沉冤昭雪后,由董希文的学生靳尚谊、赵域、阎振铎等人临摹原作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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