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太王碑》：康有为心目中的“然其高美，以冠古今”

《好太王碑》(如图),亦称《好大王碑》,或称《高丽好太王碑》《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 为我国现存最大石碑之一。它宛如北碑文化的历史图腾,屹立于古高句丽丸都山城之间、中朝界 河鸭绿江之畔。《好太王碑》是目前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高句丽石刻史料。

从历史学角度讲, 它确认了自中世纪以来为世人遗忘的高句丽文明及其中心所在,在东北亚遗迹考古中占有重要地 位,对了解古代东北亚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碑文内容不仅记录了好太王的功绩,还反映了高 句丽社会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一方面,作为文献资料,它为研究高句 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对研究高句丽、朝鲜半岛及倭人活动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 从书法艺术角度,它作为高句丽文明不可或缺的艺术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好太王碑》与高句丽文化 

 研究《好太王碑》就离不开研究高句丽文化,《好太王碑》中折射出的高句丽族源神话中的 对母神崇拜、对自然崇拜以及宗教信仰、石棺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同族同源的亲缘关系, 可以窥见中华民族与高句丽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以及民族融合的痕迹。 

 《好太王碑》由高句丽王朝的长寿王所立,大致可分为: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建国的神话传 说,并简要讲述了好太王的行状,旨在表旌其父永乐太王的卓越功绩;第二部分记述魏晋时期, 盘踞在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国达到鼎盛时期,第 19 代王好太王高谈德北攻扶余,西占辽东,南 征百济,甚至为了援救新罗对倭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予以重创,大败倭军。此碑就是为了彪炳功 德而建,其中攻城掠地等史实不失为古代战争的珍贵实证;第三部分是对好太王守墓人烟户来源 和家数作了详细记载,并刻记不得转卖守墓人的法令。 

 高谈德在位时极有建树,高句丽势力范围达到鼎盛,北部包括今辽河以东东北部分地区,在 朝鲜半岛覆盖至传统汉四郡。同期日本处于“倭五王”统治时期,高句丽与倭人争夺朝鲜半岛主 导权。经好太王军事干预,屡挫倭人占领新罗企图,确立了高句丽的半岛霸主地位及五世纪初的 半岛格局。“过富山负山,至盐水上,破其丘部洛六七百营,牛马群羊,不可称数……不乐世位, 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冈,履龙页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 业”,此段碑文展示了好太王的军事才能。“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则强调邹牟王的神圣 血统,体现王权与神权结合的思想。 

 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言:“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 自隋文帝至唐高宗多次征讨高句丽,此乃古代中国国内民族战争,高句丽国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 少数民族地方王国。溯源历史,高句丽无疑是在中国古代郡县范围内产生发展起来的古族。 高句丽史称高夷,为帝高阳颛顼后裔,属东夷族系一支。它保留颛顼文化原始习俗,如崇拜 太阳神、卵生族源神话,以灵鸟灵兽为图腾,以及从红山文化继承的灵石崇拜等。其族源神话模 式与商周民族始生神话类似,深受颛顼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影响。“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 

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此神话传说体现高句丽与中华文 化的亲缘关系。学者杨公骥指出:“日神和河神的女儿结婚,于是产生了商……这说明当时观念 认为太阳和河水是人类父母。”高句丽母神崇拜是中华文化的延伸与发展。 “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

然后造渡, 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此自然现象崇拜反映古代高句丽对自然、地域、气候的 敬畏、依赖及对技术的重视。在原始社会,因生产力低下及认知有限,先民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视为神灵而崇拜敬拜。高句丽原始宗教信仰在与东胡族、汉族等往来及人口迁徙影响下,渐走 向儒教化、道教化、佛教化道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高句丽作为中原政权臣属,频繁朝贡, 使其文化与中原文化具有一体性。

高句丽自然崇拜与中国教派传播联系密切,如石室墓四壁的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象征儒教四象,加上星宿象征五行太极,体现周易思想。壁画墓 中象征佛教净土的莲花、日神(伏羲、三足鸟)、月神(女娲、玉兔、蟾蜍)、星斗(壬田星、神 农)、仙人、托梁力士等,其表现手法、画风造型与中原一脉相承。 《好太王碑》建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由巨大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 

碑体为方柱形,高 6.39 米,底部宽 1.34—1.97 米,四面环刻碑文。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集安,系洞 沟古墓群著名碑刻,1961 年与古墓群同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先民(扶余、高句 丽等)与山石有不解之缘,有灵石崇拜和积石冢、石棺墓传统。

《三国志·东夷传》载“积石为 封,列种松柏”,意指通天之路永固。他们崇拜高山、巨石、巨树,生居山城,死则积石为封。 石棺文化是万物有灵、灵魂再生、太阳神崇拜等观念融汇的结晶,继承颛顼、东夷、商先文化的 大石、灵石、石棺文化及红山积石冢文化,表现出东北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同一性、继承性及多元 一体的特点。 

 二、《好太王碑》关键词语释义 

 “倭”“烟户”“奴客”在碑中含义特殊且至关重要,需探赜索隐以扫清理解障碍: 

 1 倭:“倭”是《好太王碑》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学术界对《好太王碑》文中的“倭” 字理解有分歧,对“倭”之实体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争议,说明在此领域可探讨的学术空间尚大。 实际上,对“倭”之实体认定的研究,离不开对碑文的准确理解、对相关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 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准确阅读。只要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倭”之实体的认定,就会越 来越接近于历史的本真。从碑文记事看,“倭”扰乱了当时朝鲜半岛的社会秩序,是高句丽军队 的主要作战对象之一。那么,碑文中的“倭”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文章认为,碑文中的“倭”之 实体,既不是军队,也不是海盗,而是一批批的迁徙者,他们是日本列岛发生动乱和兼并战争的 特殊背景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败者。他们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向朝鲜半岛 移民。显然,《好太王碑》里的“倭”和人们今天提到的“倭寇”并不是一个概念。 

 2.烟户:烟户有两种含义:其一,人户。《清会典·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五》:“正天下之户籍, 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察其数而岁报于部,曰烟户。”一般指升火做饭时冒烟的人家算一烟户; 其二,吸食鸦片烟的人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三回:“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 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个烟户。”《好太王碑》第三段内容记述了好太王为上祖先王墓上 立碑,“铭记烟户”,并制定了守墓烟户“不得更相转卖”的制度。碑文曰:“自上祖先王以来, 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唯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 户,不令差错。”这里烟户,是指第一种,亦即人户、人家;高句丽人早有守墓之制。守墓人烟 户,则是指看守墓葬以供洒扫的人户。守墓人烟户分为国烟、看烟两种:国烟三十,看烟三百, 共计三百三十家。我们研究好太王碑文阐述的守墓制度,及守墓烟户的种类、来源及身份地位的 变化,对于考察高句丽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的一面。《好太王碑》文:“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 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嬴劣。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 十分明显,旧民是高句丽治下原有居民,相对躬巡所略来韩秽则是新入于高句丽领域内的臣民。 从碑文中得知,好太王统治其间,攻下韩秽之地“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这些居民大都为百 济人,有官吏、富商大贾、地主,也有农民、私徒、奴婢之类,这些人被摊派成守墓烟户之前, 其身份地位明显不同。成为烟户之后,也有国烟、看烟之别,碑文可证。这些烟户本身并不是奴 隶,高句丽等级制度森严,分类明显,倘无区别,就不会有“国烟”“看烟”之名,更不会存在 数量上以一带十的比例了。 

 3.奴客:“奴客”一词多见于汉魏典籍。《后汉书·窦宪传》:“窦宪之弟窦景为非作歹,就是 他的奴客也敢侵凌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又如《汉书·尹翁归传》记载“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在汉代,“奴客”指的是属于官府或大户人家的奴仆和食客,不少奴客依 仗主人地位,为非作歹欺侮百姓。魏晋南北时期,他们的身份已有所变化,奴客与荫户制度有所 关联,成为主人势力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好太王碑》中的“奴客”是一种贵族身份,同时有 臣下的意思,是战争掠夺来的“私有财产”。其实只知来源和本意是不够的。关于“奴客”的探 讨,不能脱离了高句丽史、百济史的基本史实。《好太王碑》文中有两处使用“奴客”一词,一 处是好太王把百济战败,百济王自誓称臣“从今以后,永为奴客”,也就是“永为臣下”之意。 一处是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这与“永为奴客”意思不同。 虽然新罗王与百济王身份地位近似,但他们与高句丽王的关系是有亲疏之分的。在高句丽与倭寇 决战中,新罗深受倭害,依附高句丽,百济则“与倭和通”。好太王在战争中是战百济、驱倭寇、 往救新罗,相互关系十分明显。这里的奴客代表附属国、附庸国之君王谦恭的意向,即代表新罗 王面对好太王的一种自谦的称谓。 

 三、《好太王碑》的书法艺术 

 《好太王碑》书法风格独特,融合篆、隶、楷三体特点,展现朴茂率真、古拙纯厚的风貌。 用笔圆浑涩劲,雄厚奔放,融隶书雄浑气势、楷书方正严谨,保篆书古朴韵味,憨拙中流露天真 烂漫,视觉震撼强烈,为研究书法发展提供重要实例。其书法特点在于书体融合、结体方正饱满、 笔法丰富多变、章法自然生动及风格古拙自然,共同构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成为北碑文化的 重要坐标。 

 崇尚拙朴守真契合《老子》“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思想。姚孟起言“作隶须有拙笔乃古”。 其书风确有“憨态古拙”与天真烂漫意趣。特点为:隶书而省略波挑,弱化提按,使用俗体字、 简体字,行笔游离隶楷之间,保留隶书古朴,融入楷书规整饱满,沉稳有力不失灵动秀逸,笔画 刚劲不失珠圆玉润(如“天”“夫”“命”捺笔融入楷法)。此碑隶楷结合、动静融合,风格古朴 清新、简淡宁静,丰富多变,生动传神。 

 康有为云:“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此碑起笔藏锋或顺势, 用笔方圆结合,行笔迟涩,收笔自然,转折坚实灵动,采用篆书绞转笔法,笔画形态富篆书意趣 (如“自”“南”有《西狭颂》笔意,有《石门颂》的灵动),字势在篆隶间,运笔同《散氏盘》 等商周金文,整体古拙自然、朴厚凝重。

与《张迁碑》相比,它在方正敦厚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篆 书圆融笔意和楷书捺画分明;与《爨宝子碑》相比,其用笔更圆浑、涩劲、内敛,章法更疏朗开 阔。与《邓太尉祠堂记碑》《广武将军碑》《经石峪摩崖》《杨淮表记》等相比,其共性差异使其 在书法史上独具一格(如“巡”“驾”有《杨淮表记》的拙趣)。 因刻于天然凹凸石上,随势著笔,具有灵动活泼的摩崖趣味。

行距字距看似均匀实则参差变 化,章法自然生动。结构圆劲疏朗,方整敦厚,宽博大方,浑穆古朴。方框形字(口、日、田等) 写得大而突出(如“河”“路”);部分偏旁简省,长画有意缩短。点画长短粗细分布均衡,对比 强烈,空间布控随意自然,时出上松下紧格局,憨态可掬,气静神凝。其书既追求高古苍茫浑厚、 端庄严谨,又注重恬淡自然、感悟变化。 

 在浑朴圆厚主流笔调外,笔画形态赓续西汉刻石遗韵,整篇统一中不失变化,体匀笔圆如篆, 方正笔展如楷,形宽画短如隶,简约自由如草,形成少拘束、多率性、散淡平实的“古朴拙实” 美感。借助其笔法丰富性,或取雄浑粗犷、庄重雍容、方整肃穆、散漫恣肆,与多种书体相融, 结合对汉碑的理解与技巧,可融会贯通,打造个性书法风格。“巧借”此碑突破法则抒发灵性, 对热衷隶书创作的书家极富启迪。 

 四、历史地位与影响 

 作为中国书法史承前启后及隶变高峰时期的重要作品,《好太王碑》因兼蓄篆隶楷的独特艺 术魅力,清代一经发现便引发吴大澂、罗振玉等金石学家研究及康有为、杨守敬等书家推崇。 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面貌丰富,涌现大量高艺术价值刻石(如《孔羡碑》《谷朗碑》《天发神 谶碑》《广武将军碑》《爨宝子碑》《好太王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始平公造像》《石门铭》《郑文公碑》《瘗鹤铭》《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等),为唐代书法鼎盛奠基。两晋禁碑, 墓志多藏墓内。

唯云南《爨宝子碑》与此碑南北呼应,法书皆在楷隶之间,风格迥异却同为碑刻 艺术珍品,构成中国书法史上的并蒂花。北碑是民族文化融合与石刻书法艺术的结晶,代表重要 的美学流派,与二王唐楷帖学并驾齐驱。唐宋以降,南派帖学独领风骚。清乾嘉始,北方魏碑墓 志、造像、摩崖相继出现,为沉寂的书坛注入新风。晚清民国社会转型期,中国书法经历了困惑 迷茫,终呈现斑斓多彩的北碑世界。

碑学兴起预示新书法潮流的到来。习碑者日众之际,沉睡长 白山禁区千年的《好太王碑》应时而出,为碑学注入新机,掀起收藏、鉴赏、考释热潮。潘祖荫、 俞樾、吴大澂、罗振玉、叶昌炽、杨守敬等金石学家的论述使其拓本广传,受到韩、朝、日书家 的重视。清代书家积极探寻碑派技巧,以笔法为核心论述碑学。康有为从美学高度洞悉北碑魅力, 极力推崇北朝碑版,著《广艺舟双楫》,慧眼独具赞此碑:“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狩之碑,启 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以冠古今。”杨守敬有双钩本《高丽好太王》刊行,在《学书迩 言·评碑》中称其“近时出见,醇古整齐”。

荣禧在《高句丽和乐太王墓碑谰言》中称其“篆隶 相羼,兼多省文,古朴可喜,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楷法甫有二三,篆隶仍有六七,正与晋 世化隶为楷,将变未变之顷,如出一辙”。费声骞评:“此碑书风古朴方整,有篆书遗意,惜字迹 多风化剥蚀。”曾熙写道:“好太王碑其骨韵纯是隶法之道,其时中原文字南北异势,属在边裔, 故守古甚力。” 无疑,康有为心目中“然其高美,以冠古今”的《好太王碑》体现了多元一体、共同演进的 隶变主流。

它不以大开大合的气势夺人,却以随心内敛的沉静令人回味,充盈文气与古穆静雅、 巧拙相生的趣味。《好太王碑》不仅在历史文献研究上意义重大,更以独特艺术风格展示古代书 法魅力。或因高句丽远离中原受汉文化影响较小,其用笔保留浓郁的秦篆风格,成为隶书向楷书 过渡的重要标志。

对其学术价值的挖掘尚有历史空间,研究与探寻此碑及神秘的高句丽文化,是 当代文人学者的使命。对书家而言,借鉴其笔法融合以提升视野和创作空间,尤其在当前书法界 注重创新、书风多元的背景下,究其本源,参考其笔意,对热衷隶书创作的书家极具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