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夫人碑》书法风格说到《兰亭序》真伪判定的证据问题

2002 年,湖南省耒阳市大市镇敖山村发现了一块埋于墓中的碑志(相当于墓志),即东晋《曹 夫人碑》(图 1),全称《晋故曹夫人碑》,碑石高 52cm、宽 22cm、厚 1.8cm。碑文加题额有 108 字,具有极高的文物、书法价值。《曹夫人碑》可供探讨的内容很多,但本文只想探讨一下它的 书法风格,并由此进一步认识东晋书法的实际存在状况。

《兴之妇墓志》拓片

下面,我们不妨就从《曹夫人碑》与同 刻于东晋“永和四年(348)”的《兴之妇墓志》(图 2)的比较开始。 《兴之妇墓志》又称《王兴之妇宋和之墓志》,1965 年出土于南京近郊,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该墓志系东晋永和四年,刻于一块石板的背面(正面是其夫王兴之的墓志,早刻 4 年)。该墓志 长 37.4cm、宽 28.5cm、厚 12cm。

《兴之妇墓志》,88 字,书法风格与《曹夫人碑》非常相似,从 整体气息上看,皆古拙质朴,呈雄强之势;从结体上看,皆端庄、严肃,但又不显刻板;至于点 画,则同样笃实、果敢,具扛鼎之力。要之,都展示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凌厉、刚狠之美!但二者不 同之处也历历在目,比如志文结体,《曹夫人碑》中的首行第 7 字“辛”字、第 2 行“乡”字、 第 6 行“适”字、末行“岁”字与末 2 字“下葬”,还有其中“仪”“仁”“寑(寝)”的单人旁写 作三点等,皆与我们熟知的规范字差别较大,而留下后世学者所称的“碑别字”。但《兴之妇墓 志》的碑别字就少得多,其中只有第 4 行“葬”字、“卒”字与倒数第 2 行“延”字,可称得上 “碑别字”。

如果说《曹夫人碑》与《兴之妇墓志》都堪称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之作的话,那 么,很显然《曹夫人碑》的隶书特征更鲜明一些,特别是其中“永”字,几乎纯隶书结体,末笔 波挑亦纯隶书化;而在《兴之妇墓志》里,从点画到结体一律泯灭隶书特征,彻底走向楷化(除 两个“野”字右半部带有篆隶痕迹外,同志其他所有单字则一样)。除了“永”字,《曹夫人碑》 中的隶书特征,还残留于首行“亥”字,第 2 行“桂”“阳”“耒”字,第 4 行“守”字,第 5 行 “侯”“孙”字,以及第 6 行“九”字、第 7 行“终”字等当中。

除以上所述,二志不同之处还 体现于通篇之点画。稍加留意便可看出,《曹夫人碑》的点画偏于瘦劲,且形态多变,天真烂漫; 而《兴之妇墓志》的点画则偏于粗壮,除极少量曲笔外,均方整划一,多的是凝重之感。由如上 诸种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自然导致整体气息上,《曹夫人碑》偏于清劲爽朗,《兴之妇墓志》偏 于茂密沉稳。还有,二者章法亦呈对比状态,《曹夫人碑》行数少,只有 8 行,行满者 14 个字, 加之上冠竖直单行“晋故曹夫人碑”6 字,其势明显“纵”化,给人以挺拔之感;而《兴之妇墓 志》因行数偏多(文字 11 行,空行 2 行),每行字数偏少(满者仅 10 个字),“横”势跃然纸上, 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开阔之美。 

 将《曹夫人碑》与《兴之妇墓志》的书法风格进行比较之余,我们不禁回想起 1965 年郭沫 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他在该文中写道: 五种墓志(指 1965 年前后于南京近郊和镇江相继出土的五种东晋墓志,它们是:《谢鲲墓志》 《兴之墓志》《兴之妇墓志》《颜刘氏墓志》与《刘尅墓志》——毛按)只是三十五年间的东西。 

以《兴之夫妇墓志》来说,二人之死虽然相隔了八年,但墓志是一个人写的。在这儿却提出了一 个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间,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 北朝的碑刻一致,只有《颜刘氏墓志》中有些字有后来的楷书笔意。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特别 是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根据书法风格比较分析,郭沫若这里所说“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北 朝的碑刻一致,只有《颜刘氏墓志》中有些字有后来的楷书笔意”,这说法我不认可。什么是“体段”?什么是“笔意”?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必须从客观立场出发,据点画特征与结体特征 来判定,否则便沦于主观。

实际上,如前文所说,在由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中,《兴之妇墓志》95% 以上都进入了“楷化”阶段,基本上已是“楷书的体段”,而非“隶书的体段”。即便如《曹夫人 碑》,在点画与结体上拥有较多的隶书特征,但比例较之楷书特征,仍然是很少的,也不能说它 “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相反,只能说它已进入“楷书的体段”,只不过有少量隶书残留而已。 

 退一万步,我们姑且承认《曹夫人碑》与《兴之妇墓志》“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那么, 它们能不能因此成为《兰亭序》真伪判定的证据呢?我们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中关键在于,《曹 夫人碑》与《兴之妇墓志》书写年份虽然早于《兰亭序》5 年,大致属于同一时代,但二者由于 书写者身份与书写文字内容用途、性质的不同,而缺乏可比性。

就书写者身份而言,碑志的书写 者为当时下层社会的工匠或粗识文字者,文化素养不高,时常出现“碑别字”;但《兰亭序》的 书写者王羲之却是当时的“江左风流”人士,出身世家大族,不仅文化素养高,而且艺术素养高, 他们连宫门匾额之类都不愿去书写,又怎会去书写碑志呢?再就书写文字内容的用途、性质来说, 碑志之类只简单记述一下墓主的姓名、籍贯、年龄、直系亲属、死亡时间与下葬时间等,以供后 人辨识或移葬故乡之标志而已;而《兰亭序》作为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是为一部诗集作序,记 述的是东晋永和九年,大书法家、文学家兼会稽内史王羲之于会稽兰亭举办的一次雅集活动。

该 雅集参与者 42 人(其中就有当时的文坛领袖孙绰,与后来在淝水之战中指挥若定的谢安,以及 后来与王羲之齐名的王羲之七子王献之),成诗 37 首。大家知道,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构成,即便 同一时代亦复如此,像《曹夫人碑》《兴之妇墓志》这样拙朴的实用碑志,与《兰亭序》这样的 妍媚之文人书作,共存于东晋永和年间太正常不过,不值得大惊小怪。既如此,又怎能只肯定前 者的存在,并以前者的存在为证据,而去否定后者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