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行书《欧阳修〈书锦堂记〉》轴

朱耷行书《欧阳修〈书锦堂记〉》轴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朱耷行书《欧阳修〈书锦堂记〉》轴（右图为作品局部）为纸本，纵167.5厘米，横85.5厘米，是朱耷年近古稀之年，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创作的一件杰作。

　　当我第一眼看到七旬老人朱耷用短锋秃笔软毫所书这件行书作品时，深为三百多年前这位一生含辛茹苦、饱经家仇国恨、历尽流离颠沛等人世沧桑的老人所折服，为三百年来其艺术思想及其作品的辉煌而感慨。

　　欧阳修《书锦堂记》以精湛的文笔畅述了为官之荣耀与庸人、愚妇之短见，言有志者，终成宏伟之大业。朱耷一生志在四海，然历尽坎坷。他在古稀之年犹书“诵”欧阳修《书锦堂记》,五百多字的散文一气呵成，足见他内心的“不甘”。整幅作品清新雅静，字密行疏，气势连绵，一泻千里。细观其用笔，起承分明，挥洒淋漓；虽字字独立，然前后呼应，寓动于静，寓张于敛，寓活泼于严谨。此作结字参差有度，左顾右盼，随形而异，或夸张，或正出，或欹侧，或内敛，有抑有扬，变化丰富。作

品11行，行行有异，字字有别。如起首句“仕宦而至将相”，前三字随字而异，“至”字写得小而偏右，“将相”两字又居中，使“至”字左边有空灵与透气的感觉。“富贵而归故乡”字字变化各异，“富”字写得洒脱流畅，“贵”字规矩而又右移，“而”字左抑右扬、静中有动，“归”字左上小而右舒展，“故”字草而小，“乡”字左中敛而右放逸———各字神采奕奕，活泼灵动。整幅作品在字与字的变化、行与行的对比中，尽抒胸臆，尽展风姿。这件作品，雅静秀丽中不乏挺劲，行疏字密中彰显灵性。欹与正、动与静等诸多哲学因素尽纳其中。落款“乙亥秋日”略偏向右，“八大山人”又错落于左，左牵右制，呼应成趣。三枚印章，大小、阴阳、距离依次变化，给整幅作品又增添了生动的情趣。

　　朱耷作为皇族后裔，却没有享受到富贵荣华，有的只是悲愤、焦灼、无奈相交织的心境。他的“高贵”出身，唯一惠赐给他的是艺术的陶冶。他8岁能做诗，11岁能画山水，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弱冠为诸生。明亡后，23岁的朱耷在奉新县耕香庵削发为僧，后改做道士。顺治末年，36岁的朱耷潜回南昌，创建青云谱道院。他花了六七年时间，使这座道院初具规模，并在这里过着“一衲无余”与“吾侣徙耕田凿井”的生活。他想把这里打造成一块世外桃源，以求满足他“欲觅一个自在场头”的愿望。康熙十七年，他53岁时，临川县县令胡亦堂闻其名，请他随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期间，朱耷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他62岁时，把道院交给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后来他又隐避在南昌附近的北兰寺、开元观等处，以卖画度日。再后来，他自筑陋室于城郊，名“寤歌草堂”。时人叶丹有《过八大山人》一诗云：“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藏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老，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朱耷一生经历了“国”亡、君死、家破、父故、子亡等一系列巨大变故，心中的悲伤难以言表，痛苦到有时装聋作哑、不开口说话的地步。最后，他在清寂、贫寒、萧索的草堂度过了晚年。

　　朱耷的绘画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犟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实。他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零落之情溢于纸素，正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依旧是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在书法上，朱耷以放任恣纵之笔墨抒发内心的感受，得苍劲圆秀、清逸脱俗之妙。不论大幅抑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明朗秀健的风神。其章法结构也不落俗套，往往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一生襟怀浩荡，慷慨啸歌，寄情书画。他冷峻、乖戾、飘逸、狂放的书画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而这件行书轴是其传世书法作品中少见的大幅精品。可以说，这件作品集朱耷一生所见、所识、所感，以及他一生的抱负、一生的呐喊、一生的悲愤、一生的仇恨、一生的无畏、一生的无奈，凝聚着他的血与泪。作品的不足是很多笔画状如硬笔所书，平铺直叙。这一点虽然在整幅作品丰富的结字变化中有所掩饰，但细品仍为瑕疵。

　　朱耷对艺术的修为与功力的锻铸，正如他自己所说：“读书至万卷，此心乃无惑；如行路万里，转见大手笔。”他在革新派“四大画僧”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为了纪念这位大书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已在南昌市青云谱建立了纪念馆。其传世的书画作品比较多，书法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临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文轴、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