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水墨画在绘画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各种中国画展览中也占大多数,在中国画教学中则不失为重点。笔者曾对100个人进行过调查。这100人中,包括画院的画家4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10人,市美协负责人1人,从事油画、版画的画家10人,美术学院教授5人,老干部大学中国画班学员40人,社会上不从事美术工作和不搞创作的30人。调查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画。回答的结果是:除画院1人、美协1人、美术学院教授4人外,其余94人都说中国画是水墨画,或者说是以墨为主的画。可见,水墨画的“社会基础”多么广泛,中国画的定义多么模糊!
很多水墨画家对“墨分五色”津津乐道,而对中国画的色彩知之甚少。其实,墨就是一色,那就是黑色。它是在水的作用下才产生了深浅不同的效果,由此才有了“墨分五色”一说。而任何一种颜色,在水的作用下,都会产生深浅不同的效果,然而却没有人称“五色”,可见人们对墨情有独钟。这可能是中国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用墨来写字、办公形成的传统习惯使然吧。
文人画的影响
不论是商周时期的壁画、漆画,战国时期的帛画,秦汉时期的建筑彩绘,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与洞窟壁画,都是画风雄健、五彩缤纷、鲜艳夺目。隋唐时期的中国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人物画家阎立本、吴道子、尉迟乙僧的作品,均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发展至今的工笔重彩画。山水画更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建树。隋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作品。唐李思训、李昭道继承了秦汉时期宫殿青、绿、金的彩绘技法,并在山水画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其作品被称为“金碧山水”。这类作品重彩重墨、金碧辉煌,对后代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的王希孟、赵伯驹,元代的王振鹏,明代的仇英,清代的袁江、袁耀,现代的张大千、刘海粟等,都从中汲取了营养,发展了“金碧山水”的精神。隋唐时期的主流中国画用四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金碧辉煌。
就在这一时期,以士大夫郑虔、王维、张璪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家成为另一大流派。这些文人大多在仕途上不得意:郑虔被贬官,王维被下狱,张璪也连遭贬谪。他们对现实极为不满,故隐居山林,抒发性情,寄托精神。他们用水墨涂抹云山、顽石、寒林、枯树,聊写胸中逸气。在他们笔下,对山石的皴染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法。他们每每画后自题小诗,以标榜诗、书、画三绝。这一时期的水墨文人画,对后来的文人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两宋时期,苏轼、米芾、范宽、李成、郭熙、刘松年、李唐、马远和夏圭的山水画,进一步丰富了前代的水墨精神和绘画技巧。但这些作品和五代顾闳中的人物画、黄筌的花鸟画以及宋王希孟的重彩山水画、张择端的风俗画相比,仍然不是主流。
元代崇尚文人意趣的艺术思想主要表现在花鸟画创作上。在这一时期,水墨花鸟画十分兴盛。其代表人物有钱选、顾安、李衎、柯九思、王冕、王渊等。梅、竹、灵石成为当时画家广泛应用的创作题材。他们以“素净为贵”,在静雅的格调中寄托精神、抒发感情。然而,其实质无非是文人“墨戏”而已,故无法担起作为主流的责任。
元代的人物画与壁画延续了晋、唐之风,如人物画家刘贯道的《忽必烈出猎图》、《消原图》,何澄的《归庄图》和王振鹏的《大明宫图》。这些作品和山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稷山青龙寺与兴化寺、榆林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才是元代中国画的主流部分,而文人水墨画只是一种多元的补充。
明代,文人画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徐渭,由于仕途不顺、怀才不遇,故而借画写意,抒发情感。他在《水墨牡丹》上题道:“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从中可以看出,徐渭视作画并不重要,而只是想借画说事。他的画,画面上往往只有寥寥几笔水墨,滔滔不绝的是他的思想表达。他并不在乎自己的绘画能力,在乎的是对世事的感悟。
徐渭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对后世影响深远。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和齐白石对他都十分崇拜。(上)
扫一扫加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