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行草诗轴

  “长乐青门外，宜春小苑东。楼开万户上，辇过百花中。画鹢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风。渭水明秦甸，黄山入汉宫。君王来祓禊，灞浐亦朝宗。为芝庭先生书，果亭山人瑞图。”这件行草诗轴（见右图）为明代张瑞图所书，绫本，纵202厘米，横52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书写的内容为唐代王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五言排律诗一首。作品无书写纪年。笔者将张瑞图部分有干支的作品做了一个排比，发现张瑞图在天启四年（1624）以前的作品多署“瑞图”或“张长公”；大约在天启五年至崇祯六年（1633）之间，署名多为“果亭”、“果亭山人”；约在崇祯六年以后，则署“白毫庵居士”、“白毫庵道者”、“白毫老人”等。再从作品风格分析，此轴与张瑞图天启七年前后的作品较为接近，尤其是将“瑞”字右边“山”字移到字中上方的独特写法。另外，天启七年作品上已见钤盖“大学士章”印，此轴亦是。天启六年七月，张瑞图始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此该作品不会早于该年。

　　关于张瑞图，《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阉党”记：“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崇祯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弹劾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同上）。第二年，因为张瑞图为魏忠贤生祠书写碑文事牵连，被列入逆案，赎徒为民。张瑞图虽为魏忠贤写生祠碑文，但无其他劣迹。其依附于阉党，当是从个人利益、仕途升迁考虑得多一些，是政治投机者。尽管如此，张瑞图在大节上有亏是不争的事实。

　　张瑞图是晚明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并称“邢张米董”。但我们将张瑞图与其他三家书法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张瑞图的书法与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三家大致是帖学正脉、循规蹈矩，而张瑞图的书法却是异军突起、别张一帜的。不仅在明代，即使是在整个书法史上，他的书法风格也是个性鲜明。故清秦祖永《桐阴论画》说：“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张瑞图早期书法面目并非如此，我们看他27岁的一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草书杜甫诗《渼陂行》卷，就可一目了然了。但他个人风格的形成是较早的。

　　清人梁巘《承晋斋积闻录》说：“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草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醉翁亭记》。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一位书家，书法没有个性，在书法史上是很难站住脚的；但个性越强，习气也就越浓。说个性即习气，在某种程度上讲，大致是不错的。我们看张瑞图的书法，就能感悟到这一点。

　　这件行草诗轴尺幅较长，书排四列，纵成行，颇为整齐，不像王铎书法那样左冲右突、上下飞舞。第三行诗句结束，“为芝庭先生书”的“为”字并不另起一行，而是空一字后写到底下。第四行“书”字之下又空出一到两个字的距离署“果亭山人瑞图”，下面的空白处钤上两方印，布局落落大方，似不经意，事实上是有所考虑的。张瑞图书法笔法犀利、跳荡，时有尖露之笔，劲利刚倔。其字与字的间距很小，字的大小也颇为接近，字间偶有牵连，又多用方折笔画，并常展横势，与六朝书有暗合处，“于古法为一变”（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但他书法字与字之间有承接、有呼应，气势贯通，给人的感觉仍然是笔歌墨舞，笔锋顺势一路翻转而下，血脉畅通，一气呵成。

　　张瑞图的字形有独到之处，如“外”、“移”、“舞”等字，皆张氏所独有。另外，他的书法有较浓厚的章草味道。这是张瑞图书法虽常用尖刻笔画，却古意犹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