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之光与广州美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构建

内容提要: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中国人物画家,杨之光的创作与时代同步,见证了现代中国人物画新风貌的形成过程。他是广州美术学院现代人物画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人物画教学在中国美术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从杨之光的教学经验出发,讨论杨氏构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杨之光;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岭南特色。

杨之光作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在其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教学生涯中,见证了以“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为特色的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逐步成熟。放眼全国,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构建也是全国中国画教学体系构建的一个缩影,中国画教学体系的调整过程也喻示着中国画在20世纪的命运。角度转换,如果将杨之光与广州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体系构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并与传统色彩浓厚的中国美术学院、国内美院教学标准的发源地——中央美术学院进行比较,就能更深入地探讨让当下美术教育界困惑的难题及其成因,为美术教育的当下及未来打开一扇窗。

一、深具岭南特色的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

作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队伍的骨干,杨之光在学画生涯中吸收了海派、岭南、中央美术学院等多重地域绘画基因(图1)。在这几种地域绘画基因中,要数中央美术学院对他绘画技术的全面成熟助力最大。当年,他抱着刚出版的个人画集去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听从了徐悲鸿让他转成本科开始全面打好基础的建议。三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经历让他练就了造型、色彩等扎实的绘画底子。

图1 杨之光 矿山新兵 131cm×94cm 1971 中国美术馆藏

1958年,他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学中,也把造型等方面的绘画方法带进了广州美术学院。曾有学者评价,杨之光是岭南画家中少见的不带地域特色的画家之一[1]。但不可否认的是,杨之光所任教的广州美术学院是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美术院校,也是岭南画派画家活跃的主要阵地。广州美术学院早期主要教学骨干(如关山月、黎雄才等)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

在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学生涯中,杨之光除了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到的造型等技术因素融入教学,同时也向关山月、黎雄才(图2)等岭南画派画家学习传统中国画教学经验。从他早年短暂跟随高剑父学画,到20世纪90年代从学校光荣退休,杨之光在岭南这片沃土上长期并深入接触岭南画派的传统元素,这些经历赋予了其参与构建的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浓厚的岭南地域特色。

图2 黎雄才 真鹤半岛 尺寸不详 1992年

在与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对比中,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这种地域特色则比较容易看出。近代以来,国内政治环境波谲云诡,中国画的传统主线一度断裂。在国内几个主要的美术院校中,以潘天寿为代表人物的中国美术学院,在中国画传统的寻根探源和深入发展中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新浙派人物画”的出现标志着它与全国其他美院在继承传统的深入度上拉开了差距。

如果说,作为徐、蒋写实体系的大本营,中央美术学院将中国画的写实因素推向高峰,那么中国美术学院则紧紧守住传统的写意底色毫不动摇。而广州美术学院继承了岭南画派的优良传统,兼而取之,以开放的姿态融二者之长,这与杨之光的学画、教学经历不谋而合。

从广州美术学院1959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教学大纲改革方案和变化可以看出,在绘画创作的政治性上,广州美术学院延续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如1960年广州美术学院专业课教学大纲中指出:“业务教学与政治思想教育紧密相结合,教师对学生全面负责,既要教书又要教人,既管业务又管政治思想。”(《中国画系专业课教学大纲草案》)在对待传统上,广州美术学院的原则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如在艺术实践中,“充分运用民间的优良传统经验,并适当吸取外来的特别是苏联创作方面的成就作为营养”[《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五年制)创作课教学大纲草案》]。

此外,在杨之光的带领下,广州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将写生理念发挥到极致,发展出颇具特色的“四写”理论。可见,一个绘画教学体系的建构,除了与骨干教师本身具有的画学素养和师承等因素有关,也与美院画学体系的地域特色关系匪浅。辩证来看,地域特色可以将个人的绘画风格以一种便利的方式展示给观众,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画家个人风格的进一步发展。

故从这个角度讲,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中的地域问题也应被看到,就像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一样。如何从地域中脱颖而出,又在弘扬地域特色的同时,从显性层面将地域性特点消弭,值得我们深思。

二、中国画教学中综合素养的实现方式

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使得中国画的传统主线一度断裂,以简单的阶级二分法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进行区分过于政治化,一度把以写意为特色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排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门外;加之现在学科分类愈加细化,使得现在美院学生的综合素养普遍不高。撇开高考制度下对艺术类考生文化课分数要求过低的因素,由美术专业课中一刀切的素描、速写、色彩等考试科目,就足以看出教学层面对中国画特殊绘画理论的浅薄认识。

近年来,不少美院及综合性院校教师意识到中国画系学生综合素养不高问题的严重性,也纷纷撰文指出这一现象及相应解决措施,如增加书法、篆刻、诗词、画论、美学等课程的设置。其实,这一问题潘天寿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国画老先生中有修养的已经不多了,再过二十年也就差不多了。现在青黄不接。再不注意培养,不要求严格些,将来要学就困难多了。”[2]潘天寿所说的这些综合素养里面,除了我们所提到的其他学科(如文学、哲学等)素养,其实还有人格教育层面的素养。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美术教育已延伸到素质教育、美育教育和思想教育等层面。

在美院的中国画课程体系中开设书法、篆刻、画论等课程操作起来还不算难,毕竟,中国画是集诗词、书法、篆刻、绘画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这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传统。并且,在中国绘画史上,画论与绘画发展的共生关系为大家所熟知。以学科亲缘关系而论,书法、篆刻、绘画等还属于姊妹课程。

现在不仅在专业美术院校、师范美术院校、综合性高校书法系的教学中,甚至在中小学的相关教学中也同时开设这些课程。关于诗词课程的开设,源于中国画“诗画一律”的传统,诗、画两种艺术相提并论在中国由来已久。诗与画作为两种艺术形式,虽然在创作、表现、接受形式上存在诸多不同,但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节奏、韵律、美学风格等。

许多优秀的中国画画家都有比较深的诗文素养。诗词作为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性院校的文学院、中文系等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配有强大的师资力量,而在专业美院中的研究和师资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这与学科壁垒有重要关系,非单一课程设置的问题。另外,关于美学、哲学等课程的设置也十分有必要。

广州美术学院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画教学都把学院的思政建设摆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这为中国画系中美学、哲学类课程的设置降低了难度。美学的内容在中国传统画论中比比皆是,只是中国的美学体系自古比较零散,以往搞艺术创作的学生对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中国以考试为特征的教育国情有关……以上是从学科设置的角度对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课程体系的分析和探究。

从20世纪中国画命运的沉潜来看,专业美院学生综合素养不高不能仅仅归因于课程设置的不合理。还应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已经将中国画传统主线中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写意精神有意识地剔除掉了。我们也应看到,杨之光具备比较全面的中国画艺术素养,跟他少时中学里中西兼顾的教学方式,以及受诗词、书画素养极高的李健等海派艺术家的熏陶关系密切。

再往前看,宋代画院进行选拔的方式是考试分六科,常用古人诗句作为题目,考生据此进行创作,最后以构思新颖、出奇制胜而选之。画义和经义是宋代画院考试的两大内容。画义即以诗作画,考查应试者的文学修养及创作想象力。在画义的考试中,只有绘画技法与文学素养双项全优者才能脱颖而出;而经义的考试更不用细说,从名字上就知道是对“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经典的考查。

如今,在现有科学与文化兼修的学科体制下,我们也可以尝试把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纳入美术教学。这里的“纳入”不是片面地摘取某个点,而是在教学思路上真正厘清中国画的传统脉络以及精华糟粕的区分。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培养“既专又全”的美术人才?如何在信息传播便捷又泛滥的全球化时代,更好地将古今中外的可用因素进行摘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探讨。

结论

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构建上看:首先,广州美术学院作为高等美术教育的一员,自然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政策主导,例如教育文化部门对教育目的、创作原则等内容的宏观把控。其次,广州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州美术学院在合作交流方面发挥出一定的灵活性,例如“开展多层次办学,适应社会各界人才培养的需要,积极筹办‘中国画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培养高层次的中国画美术人才,服务于四化建设”,“邀请旅美画家梁兰波回系举办展览和幻灯讲座,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工作(1992年9月—1993年8月)总结》]。这些举措适应了时代需要,促进了广州美术学院教学模式、教学理念的更新。在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杨之光身体力行,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广州美术学院人物画教学充满活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

如今,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科已形成了自具特色、相对完善的教学体系,如何接力传承与拓进创新,在新时代树立新的学术形象,是下一步所要思考的问题。而重新审视杨之光的美术教育历程,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郎绍君. 杨之光与新人物画[M]//郎绍君. 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497.

[2]潘天寿. 1961年4月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发言[M]//潘公凯. 潘天寿谈艺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