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安四大家”(也称“海阳四大家”)之一的查士标,主要是以画家身份受到世人推崇;而对于其书法,历来关注不多。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另署梅壑散人,又号懒标、后乙卯生,明末诸生,安徽休宁人。诗文、书画皆入“逸品”。有《种书堂遗稿》传世。

  关于查氏书法之取法,据清《江南通志》称:“二瞻书法精妙,人谓米、董再出。”明末黄宗羲《思旧录》、清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亦持相近观点。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查士标行书轴(见右图)是一件典型的出入米(芾)、董(其昌)的作品。该作纵215.4厘米,横71.8厘米,内容节录米芾《竹前槐后诗帖》七绝一首:“竹前槐后午阴繁,壶领华胥屡往还。雅兴欲为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闲。”

  米芾的《竹前槐后诗帖》具有明显的“刷字”特色,用笔提按、顿挫明显,墨色浓淡变化较大;一行之内,结字或大或小,取势或纵或横,形体或正或欹,变

变化丰富,极具节奏感。而查士标的行书轴虽有米书之姿态,却无其雄肆之势。也就是说,除了字形上与米书相近外,米字上述特点在此作中的表现并不明显。查氏此作更接近董其昌松秀率意的书风。又因查氏落款只署姓名,并未说是临写,所以从作品内容的关联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意临米芾《竹前槐后诗帖》之作。

  这便涉及到查氏的临帖观及其钦慕的董其昌。查氏与董其昌同为乙卯年生人。查自称“后乙卯生”,以示对董的敬仰。在书法观上,查亦深受董的影响。董其昌认为:“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画禅室随笔》)董氏的临古作品,能准确地抓住临本主要特征,即所谓“精神流露处”,故而其临作虽和原作在面貌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精神上却高度契合———这是一种高明的临帖手段。董氏书法以“松秀率意”的形态为艺术表现,以“淡雅空灵”的审美趣味为艺术宗旨,兼容王羲之的俊秀流便、颜真卿的宽绰松秀、杨凝式的简约率意、米芾的洒脱劲挺等不同名家的不同特点,形成了自家风格。查氏学董字,为探本穷源,大致也追踪过上述诸家书法。

  从查氏此行书轴来看,用笔既劲健又温润,体势似紧密实疏宕———其“疏宕”虽接近于董氏的“松秀”,但终究没有“松秀”的境界来得高。然而,表现在“率意”上,董氏不免有几分故作姿态,亦即刻意于“率意”,故而不能真正地出之自然;而查学董的“率意”却并不刻意于“率意”,而是以一种近乎“散逸”的自然状态表现了自己的本真性情———仅此而论,查较董似略胜一筹。因而近代王潜刚称赞查氏“在清初米、董盛行之际,能随时而不俗,较之时辈仅形貌者,不可同年而语矣”(《清人书评》),可谓知言。

  清王梦楼曾在查士标的《山水合璧册》中指出:“梅壑书画皆师香光……其不及香光处,正在大似。”真哲人之语!揆之查氏,他在体貌上不及董氏“松秀率意”,但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他的“大似”董氏之处,正在于“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清梁同书语),得不似之似,成自家“散逸”的风格。或者用查氏自己的话说:“梅壑自谓临摹各家,实只梅壑一家耳。”(近代林琴南《春觉斋画论》)这可以在其临帖中得到充分印证。查氏在其《草书唐诗四首册页》后题识:“用怀素师笔法书此册,观者得其意,略其形似可也。士标识。”又,查氏在80岁为宋荦作书画一册,有《临圣教序》、《临颜鲁公》、《临米南宫》、《临素师藏真帖》、《临陆放翁》等作品。查氏上述临作,并没有刻意追求细节的毕肖,只在攫取古人的“精神流露处”,力解古人之所用心,然后掺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情,自运其能,进而形成以“散逸”为指归的自家风貌。不可否认,查氏“散逸”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董其昌“松秀率意”书风的催化;而查氏既能得董氏之精神,又能脱董氏之藩篱,实是难能可贵。故而宋荦在《寄查梅壑》一诗中极力赞誉道:“谁擅书画场,元明两文敏。华亭得天援,笔墨绝畦畛。梅壑黄山翁,老向竹西隐。崛起艺坛中,华亭许接轸。”直欲将查士标推为董其昌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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