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和之的《唐风图》卷

         马和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宋高宗时期（公元12世纪），高宗绍兴年间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马和之为南宋宫廷画院中官品最高的画师。南宋周密曾赞曰：“御前画院仅十人，和之居其首焉。”他擅画界画、山水，尤擅画人物。其绘画风格与唐代吴道子相仿，时有“小吴生”之称。宋高宗、宋孝宗两朝都很重视马和之的画。宋高宗赵构曾书写“毛诗”三百篇命马和之为每一篇插图一幅。可惜，马和之仅画了五十余幅就去世了。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11篇。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即“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两者以国名命名，后两者以姓氏命名）。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认可。其余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宋代就完全失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取“毛诗”传本之意入画，并不是始自马和之。明陆师道以为，此由马和

之开创。清张丑却对其进行了驳斥：“《毛诗图》，卫协、张墨、谢稚、陆探微皆有。或谓始于马和之，殆非也。”可是，由于卫协、张墨、谢稚、陆探微这些画家取材于“毛诗”的作品早已失传，所以马和之的作品成了较早的“毛诗”传本插图。

　　《唐风图》卷为绢本设色，纵28.3厘米，横826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卷图文结合，采用自汉以来“左图右史”的传统插图方式，表现形式一文一图，通过图画来辅助说明文字内容。《唐风图》卷中的文字为《诗经·唐风》中的十二篇诗歌，依次为《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卷上无书画作者款印。卷上的十二篇诗歌一直被认为是宋高宗赵构所书，但近代学者经过考究认为，它们可能出自御书院的书手。卷中钤有“曾觌私印”、项子京诸印和耿嘉祚诸印，另钤有阿尔喜普收藏印和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玺及其他藏印。卷末题有“唐风十二篇”五字。

　　我们现欣赏的《蟋蟀》（见左图），纵28.3厘米，横46.5厘米，为《唐风图》卷中的第一幅。《蟋蟀》一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喜欢玩乐，但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在诗歌中容易表现的东西，在画中不一定能表现出来。《蟋蟀》诗中的“岁聿其暮”与“蟋蟀在堂”，一为笼统的、抽象的季节表述，一为巧妙暗喻秋虫之鸣。马和之通过仔细观察生活，绘出了这幅《蟋蟀》作品。他通过表现落叶满地点破时令，又通过描绘一人侧耳谛听的神态，让观者联想到秋虫的唧唧声。此作构图洗练，只描绘了一树、一屋和四人。马和之用柳叶描、铁线描、兰叶描等笔法生动地描绘出树木、房屋、人物。他通过对人物神态的细致刻画，将文学语言巧妙地转化为视觉语言，突出了诗歌中的可视形象。

　　除了《蟋蟀》外，《唐风图》卷中的《鸨羽》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鸨羽》载：“素素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此诗歌表现了百姓对繁重而永无休止的王室徭役的抗议和怨恨，揭示了徭役给人们生产、生活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家人团聚和安居乐业生活的渴望。

　　《鸨羽》为《唐风图》卷中的第八幅。作品的构图重心在左边。一株葳蕤、茂盛的老树上，两只躁动不安的鸨鸟正在召唤着觅食回家的同伴。树根处，潺潺流动的溪水营造了动荡的气氛。画家以鸨鸟聚集在树上摇摆不定的姿态，来比喻徭役使人不得休息，既形象，又富有感染力。树叶用笔屈曲，多以弧线绘出。坡地、树干用较粗而又多变的线条绘出，极富节奏感与韵律感。

　　总之，画家将《诗经·唐风》这一隐晦的文意变成生动的画面呈现出来，笔致古雅，诗画相得益彰。十二幅图中，每一幅取景都很简洁。即使近、中景，亦有平远、幽旷之意。《唐风图》卷中的土石形态圆润，富有动感，如波浪翻滚；树木刻画率意自然，毫无强弩之势；人物、宫室刻画简洁、准确、生动，饶有韵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和之始创柳叶描（一作马蝗描），用笔起伏很大，线条粗细变化明显。历史上，许多画家都对马和之的作品赞誉有加。明陈继儒称其作品“品格高妙，当与郭忠恕妙迹雁行，正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马和之的画作既有院体画的工谨，又有文人画的书卷气，所以文徵明称其“作家与士气兼备”。笔者认为，若没有作家（行家）的功力，则很难画出《诗经》题材的作品；若没有文人的审美趣味，也不会画出像《唐风图》这样耐人寻味的画作。而马和之恰恰就具备了这两点———既有作家的功力，又有文人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