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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1130-1200),字符晦,又字仲晦,祖籍江西婺源。朱熹一生中仅为官九年,其余大部分时间在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他曾创办书院27所,门生多达数千人。1178年,朱熹在庐山重修“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了一整套学规,即历史中极其有名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朱熹行草《书翰文稿》卷(右图为作品局部),纸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纵33.5厘米、横45.3厘米,后段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朱熹书法追慕钟、王,注重法度。此卷看似信手而出,运笔迅疾,实则不事雕琢,无意求工,深具功力,独见自然之美。此卷中部分内容为:“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

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又:“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诸身,皆有以见其如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之事,毕具于此。”这里所说主要是修身养性及日常之事,心态平和,徐徐道来。朱熹被辛弃疾誉为“擎天柱”、“帝王师”(《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和“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酬朱晦翁》)的巨擘,但其一生命运多舛: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所有的不幸遭际几乎都赶上了。朱熹矢志报国,却屡遭佞臣排挤和诬陷,仅“仕宦九载,立朝四十天”。他一生坚持治学,有多方面的建树。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的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并认为美是外在形式的美与内在道德的善的统一。朱熹主张“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但又要能“纵容衍裕而气象超然”。此《书翰文稿》卷善用中锋,运转沉着顺畅,入笔藏锋隐芒,绝无狂躁之迹,行气连贯,不刻意工整,风格洒脱自然,文与质、文与道互为表里。

  儒、道、佛三家面对人生现实问题的态度各有不同:孔子强调“人固有一死”,而佛家求长生不老,道家要修炼成仙。后二者皆崇尚虚无;儒家强调入世———用积极的眼光来面对现实,有时过于现实,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便是功利了,有时甚至是极端功利。另外,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也会影响人的现实态度,要具体分析。宋人所面对的现实与自身理想存在很大矛盾,精神上的困顿无法摆脱。宋代书法按照历史形态分为北宋和南宋两大发展时期。“宋四家”属北宋时期,也是整个宋代书法的高峰期。四人当中,米芾有专职色彩,苏东坡、黄庭坚一生涉及政治,屡战屡败。他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更是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词人。南宋与北宋相比,国土疆域更小,对外更加软弱,忧国忧民便成为文人人生的主题。此时书法可以概括成四种类型:一是以陆游、林逋为代表的诗人书法(林逋更为纯粹,而陆游则为爱国诗人);二是朱熹这样的理学家书法;三是岳飞、文天祥等革命派书家的书法;四是以吴琚为代表的纯粹书家的书法。纯粹书家的书法技法上高于其他类型的书家,但能写出个人情愫的,未必就是像吴琚这样的专职书家。在古代,文、史、哲与书法不分家。吴琚其实也是一个文人,只是诗文、治学影响没有书法大而已。也就是说,当时的书家,技法、修养和思想齐头并进、同时修炼。现在“文人书法”仅仅剩下一个空洞的名称。

  朱熹自幼习书,尝学曹孟德,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书,一生勤勉。他书写的墨迹数量大,遗憾的是失传甚多。加上其在学术上享有盛名,故书法艺术的光芒被遗憾地掩盖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翻刻作品较多。朱熹书法名重一时,从历代评价中可见一斑。明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明王鏊《震泽集》评:“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这些评价看起来似是溢美之词,其实不然。有一种可能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朱熹墨迹比现在要多得多。朱熹将人的胸怀意趣、品行气质看成是书法艺术特征形成的根源和决定因素,这是他主要的书法观点之一。朱熹从强调书家性情、胸襟对法度影响的立场出发,既反对拘守于法,又反对游离于法。这与他“文皆从道中流出”(《朱子语录》)、“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与汪尚书》)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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