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怀素大草《千字文》明于冕庋藏考述

《群玉堂帖》为南宋汇刻丛帖。南宋权臣韩侘胄集家藏法书墨迹,由门客淡若水编次摹勒上石,初以韩家书斋堂号题名为《阅古堂帖》。开禧三年(1207)韩侘胄被诛,石入内府,此后“阅古堂”等字被从石上磨去改为“群玉堂”,韩侘胄的鉴藏印等悉数磨平,帖名改为《群玉堂帖》。

《群玉堂帖》怀素大草《千字文》(局部)

从刻石到收入内府,时间不长,摹拓较少,收入内府后摹拓情况不详。元兵攻陷临安时,悉收南宋内府所藏书画、纸笔砚墨等及一切图书典籍、百官府印,钤有“御殿之宝”的《群玉堂帖》应于此时没入元内府。怀素所书大草《千字文》为《群玉堂帖》第四卷。今可见原美国安思远藏孤本、陕西本(或称“西安本”)及绿天庵本三种,未见墨迹本传世。

《群玉堂帖》本大草《千字文》未见元官方鉴藏章印。考其在明代的递藏链,先为于景瞻(于冕)所藏,之前无从再考。明中后期为文徵明父子、项元汴家族所递藏。本文拟对于冕庋藏宋拓《群玉堂帖》大草《千字文》的经历作一研究,从书法史的角度厘清该本在这一时期的流传史实,大致还原被历史尘埃湮没下的珍稀古物在这一时空的真实存在面貌。 

一、于冕获藏怀素大草《千字文》的时间 

宋拓《群玉堂帖》怀素大草《千字文》贉(dàn)纸首跋为明代夏时正所书。这段跋文基本概叙了从景泰年间到作跋时《群玉堂帖》怀素大草《千字文》的收藏和保管情况。根据跋文也可以看出夏时正和于冕有着比较深厚的友谊。 夏时正跋文说“右藏真师草圣《千文》一册,乃《群玉堂石刻》,为今应天府大尹钱唐于公景瞻之所藏也。景泰(1450—1457)中景瞻为府军卫千户,过余时出见示”。 

于冕,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明朝忠臣于谦(1398—1457)之子。史书中未载于冕生年,钱国莲在《于谦后裔考释》中,考其生年为 1424 年,卒于 1500 年。《明史》有其小传:“冕,字景瞻,荫授副千户,坐戍龙门。谦冤既雪,并复冕官。自陈不愿武职,改兵部员外郎。

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无子,以族子允忠为后,世袭杭州卫副千户,奉祠。”天顺元年(1457,亦为景泰八年)正月,于谦受权奸构陷遇害,家资悉数充公,于冕也被流放远戍龙门。夏时正跋文里所说“天顺改元之正月,景瞻有宣府之行”一事,正是对应了史书里的这一事件。他作跋时年 81 岁,考其时应为 1492 年,夏时正叙述自第一次见过大草《千字文》已有 35 年。按此说法,他首次见到该本《千字文》应该在天顺元年(1457)。但跋中又提到“此册先以太常卿昆山夏仲昭借临,遂留太常家”,考虑到“景瞻有宣府之行”就在该年正月,并且天顺改元正月于谦就被抄家,夏仲昭借临一事应该发生在于冕未受牵连坐戍龙门之前,也就是景泰七年(1456)或之前的某一时间。

因此在 1457 年正月夏时正是来不及见到《千字文》的。进一步讲,跋中说获见《千字文》是“景泰中景瞻为府军卫千户,过余时出见示”,仔细体味夏时正这句话的意思,他见到此本《千字文》的时候与于冕坐戍龙门是有一点时间的,不是短短十几二十几天的时间间隔。

因此说夏时正从初次见《千字文》到作跋时有 35 年的说法应该存在计算失误,实际要多于 35 年。考于继先《先忠肃公年谱》,朝廷授于冕府军前卫副千户是在景泰癸酉(1453),按夏时正“景泰中”的说法,于冕大约在 1453—1455 年间携带《群玉堂帖》本怀素草书《千字文》去访夏时正。 考目前所见有限的文献,尚未有直接资料可考证于冕如何获藏《群玉堂帖》大草《千字文》。据文献载,南宋将石收入内府,将阅古堂改为群玉堂,今存拓本《千字文》首开钤印“御殿之宝”即为证。援当代学者研究,元在攻占临安时悉收南宋内府所藏,明军在攻取元都之初,同样接收了元内府全部所藏。因此在明初的这段时间里,《群玉堂帖》大草《千字文》当藏于内府。

于冕在《先肃愍公行状》一文中,谈到因为其父于谦功绩,朝廷赐第京城,将平日所赐得“玉带金帛、器皿图书、盔甲蟒龙服饰”移置第内。关于“赐第京城”一事,《明史》中《于谦传》有载: 谦之为兵部也,……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上皇虽归,口不言功。东宫既易,命兼宫僚者支二俸。诸臣皆辞,谦独辞至再。

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帝赐第西华门,辞曰:“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允。乃取前后所赐玺书、袍、锭之属,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 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之变”被掳,九月朱祁钰被拥为帝,迎回太上皇英宗已在景泰元年(1450)九月,此为“上皇归”;据于继先在《先忠肃公年谱》的著述中所录,景泰壬申(1452),“是岁,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此为“东宫易”。

朱见济当了皇太子一年多就去世,因此“赐第”一事则在这两件大事之后、朱见济去世之前。时间上大致在 1452 年到1453 年间。关于皇帝赐图书一事,代宗朱祁钰的父亲宣宗朱瞻基特别喜欢赐御制书画以及其他图画、服饰、器用等给大臣,不排除朱祁钰也会赏赐近臣、功臣这些东西。文献中记载明宪宗(在位时间为 1464—1487)时有太监私自占有内府所藏书画一事。在宪宗之前,内府藏书画器物也只有通过皇帝赏赐这种渠道才能流播民间。倘若《群玉堂帖》大草《千字文》确为皇帝平日因功御赐于谦的,时间应该在赐第之前。

此说尚无文献佐证。倘按此说,结合于冕被朝廷授予府军前卫副千户是在景泰癸酉(1453),后携《千字文》访夏时正,则可认为文献中追溯到的《群玉堂帖》本怀素草书《千字文》在明代为私人收藏的时间不晚于 1453 年。 

二、作跋者夏时正与借临者夏仲昭 

夏时正所作长跋是考察于冕庋藏宋拓《群玉堂帖》怀素大草《千字文》最为关键可靠的文献资料。夏时正(1412—1499),字季爵,晚号留余道人,浙江慈溪汶溪(今属浙江省镇海区)人。年少时随父居仁和(今杭州)。明正统十年(1445)中进士,入仕途后因为勤政爱民,严正廉洁,曾被比作汉代的汲黯。

史书所评夏昶事迹,主要记录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轶事、个人秉性,可见夏昶在文学艺术上的名声已经盖过其政绩。晚年的夏昶不拘小节,没有拘泥于繁缛的儒家礼教,有一种放荡不羁的文人意味。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夏昶的外孙女昆山吴氏嫁给了明中期“吴门书派”的核心、领袖人物之一文徵明,而《群玉堂帖》大草《千字文》从于冕后人流出之后为文徵明、文彭父子收藏。此事在明代书画收藏史上也算一段传奇。 

三、于氏家族的递藏 

夏时正跋文开始说“今应天府大尹钱唐于公景瞻之所藏”,《明史》于冕的小传中仅提到于景瞻“累进应天府尹”,没有说明何时任该职。检《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录成化十九年(1483)十月“壬申,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于冕为应天府府尹”。弘治元年(1488)其继任杨守随为府尹,说明于冕于该年致仕。

按前述夏时正作跋的 1492 年,于冕已经致仕归乡在杭州生活。由于夏时正和于冕是杭州同乡,夏时正在致仕多年之后再次见到大草《千字文》时也理应是在杭州。 于冕去世于弘治十三年(1500)十二月。《国朝献征录》小传中说:应天府府尹致仕,弘治十三年十二月卒于家,赐祭葬如例。冕虽不由科目,然颇涉书史,有干局。历官能举其职。卒无子,谦后遂绝。先尝请以其远族人之子允忠后,今袭杭州卫副千户。

倪岳在《京兆于公寿七十序》中,评于冕“以聪敏特达之资,承过庭之训,于书无所不读,工诗善书,著为文辞,明白痛快,类其为人”。虽未见其他文献提及于冕书法方面的事情,但上述两文献所提及于冕的“颇涉书史”“工诗善书”二事,也说明于冕在官场职业之外的生活,与诗书等文人志趣有较深刻的关联,他喜爱书法,并且达到“善书”的程度,而请求从武官改文职也印证了于冕的文人志向,他珍藏怀素大草《千字文》的经历反映出他对怀素大草的热爱,从夏时正的跋文也可体味到于冕对《千字文》极其宝爱。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可以认为于冕在其生前不可能转售《千字文》与他人。 

于冕有六女,无子。弘治十年(1497)于景瞻作疏:缘臣父止生臣一子,先年蒙念臣父微劳,授臣府军前卫世袭副千户职事,后臣乞恩改武就文,历升今职致仕。臣今年七十四岁,既无同胞兄弟,又乏嫡庶子息,茕茕老独,四顾无依。……臣思有宗弟于明,任直隶新安卫千户致仕,生有五子,已尝遵例告官,行文该卫,择取其次子允忠为嗣,祠堂坟墓日后皆托于允忠。 考察于冕的收藏爱好,文献中除大草《千字文》之外,未见其他书画、碑帖、古籍等收藏雅事,因此说于冕并不擅长收藏书画,而其家族也非收藏世家。怀素大草《千字文》作为他遗产的一部分,当为于允忠所继承收藏。

于允忠生一子于一芳,于一芳有子于岳、于嵩,二子均袭武职。于岳在嘉靖乙卯(1555)抗击倭夷的战斗中阵亡,于一芳升授指挥同知,历升广东都指挥佥事;于嵩袭授杭州前卫指挥同知。可以想象,于允忠之后《千字文》的行踪变得模糊起来,文献中再无从寻觅到关于它的只言片语。这个时期宋拓《千字文》在递藏链中时空位置的图景,仅能依靠推测。

于允忠被于冕过继来为嗣,他转售《千字文》的可能性并不高,更有可能是他的儿孙辈转售。于允忠生卒年失考,史料文献中对他诗文书画、文人士大夫间的交游过从等雅事又无痕迹可查。他的子孙都从军职,文献中未见子孙在诗文书画方面的作品或与同时代文人士大夫的交游。于允忠去世后,《千字文》从于氏家族流出是极有可能的。 

四、结语 

陕刻本怀素草书《千字文》在明成化六年(1470)为陕西左布政使余子俊所摹刻后流传甚广,而《群玉堂帖》宋拓本《千字文》却极少为当时书画文人所知。从于冕的交游看,他曾与夏时正两次同观宋拓怀素草书《千字文》,另有书画家夏昶长期借临,未见书画收藏家及好事者著录、鉴赏。

这或许是因为于冕不是书画收藏家,其名声不在书画文人的圈子之中,也或许是其对珍贵之物的宝爱,不轻易示人,不仅当时的书画著录文献未提及,即使倪岳在行文赞颂于冕善书之时,也未提及他的书画收藏之事。文徵明父子与江南文人书家画家交游甚广,其收藏该本时期亦未见有时人著录。在项元汴收藏之后,明后期的书画收藏家才在文献著录中屡次提及,这已经是在十六世纪末,距于冕去世已近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