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十里松荫图》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这样一些书画家———他们书画俱精，但主要以某一方面的成就闻名于世；其另一方面的成就虽然也很高，却并非广为人知。譬如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家张大千，其书法笔致老到、结体舒展，独具个性，世称“大千体”。但因其画名太盛，故书名终为画名所掩。另外，齐白石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都颇有造诣，在书画领域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然而，世人津津乐道的却是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张大千和齐白石是书名为画名所掩，但明末清初的一位艺术家正好与他们相反，是画名为书名所掩。他就是书名与董其昌比肩而立且有“神笔”之誉的王铎。王铎书法笔力雄健、大气洒脱、取法高古，在明末清初书坛上可谓独树一帜，对中国后世书风乃至日本书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亦擅画，且在绘画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鲜有人知。

　　王铎在山水画上的造诣，我们从《十里松荫图》（见左图）中可窥见一斑。此作为洒金笺本，设色，纵20厘米，横20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作

作品尺幅不大，但内涵丰富。只见山坡上有一小径，自画面下方弯曲地伸向右上角；一老者携杖沿山径缓缓而行。山坡上杂树丛生，绿草茵茵，苍遒的古松挺立于小径两旁，姿态各异，排列错落有致。画面左上方款署“王铎”，下钤“王铎之印”白文印一方。

　　王铎曾说自己“精心翰墨，以远尘事，诚快事也”。这种以自娱自乐为创作目的的画作多带有浓郁的文人画逸趣，《十里松荫图》便是如此。画家以变化多端的笔法和丰富淡雅的色调，营造出深邃、和谐的意境。画面布局严谨、层次分明，色彩以淡色晕染为主，幽雅洒脱，别具意趣。画中树石的勾勒、皴擦充分体现了王铎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他以中锋钝笔细细勾画树石，用笔凝重厚实。尤其是松针刻画精细，安排得疏密有致。如果将他的《十里松荫图》和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大幅山水《春晓观瀑图》做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更有韵味。这是因为王铎憎恶当时柔弱、浮薄的绘画风气，所以创作仿宋画风格的大幅山水画时，一味地强调“以书入画”和笔力的雄健，不太重视对画面韵味的表现，以致《春晓观瀑图》的笔力胜于意韵。而他晚年创作的册页《十里松荫图》则正好相反，笔力稍弱，韵味很浓。

　　《十里松荫图》颇有宋元山水画之余韵，可见王铎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家风貌的。正如他所言：“画之皴法十余家，非一例论也，如字之诸体，可一辙议乎？此道甚难略识。”王铎是崇古的。他在一件书法作品的题跋中写道：“今易古难，今浅古深，今平古奇，今易晓古难喻，皆不学之故也。”显然，在他看来，古贵而今不足道，故发出“不古之学，安能迈俗乎”的感叹。他积极主张“以古迈俗”。在这方面，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比同时代的画家有更多接触前代书画佳作的机会。明朝末年，王铎在京师欣赏到明王室内府收藏的大量古代书画珍品。后来，明清战乱时，明内府所藏很多书画作品流入民间，被当时的北方收藏家购得。他们的珍藏，王铎有机会临摹、学习，而且王铎自己也收藏了大量的前代精品字画。这不仅让王铎开阔了眼界，而且还让他的艺术创作立于传统基础之上。从王铎的传世山水画来看，无论大幅立轴，还是小幅扇面，其构图和笔墨都明显受到宋元山水画的影响。

　　《十里松荫图》的画眼应该是那位携杖而行的老者，这不免使人想起《菜根谭》里的一句话：“松涧边携杖独行，立处云生破衲。”这是一种何等超脱的境界！然而，细细品读此图，我们又似乎感觉到一种孤独与悲凉。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孟津（今河南孟津）人。1644年明朝灭亡，他效力于南明小朝廷。1645年，清军攻陷南京，曾表示“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天经地义，臣子之职分也”的王铎却出城迎降。他虽在清朝荣任《明史》副编修，后又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但在以气节自持的明代遗民心中，他是“贰臣”，为人所不齿。因此，王铎的内心是痛苦和矛盾的，终日郁郁不乐，正如他自己所言：“年长偏多虑，夜中少静眠。哭歌俱未定，行止亦茫然。”这样的心迹或多或少也流露在他晚年的山水画作品《十里松荫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