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王铎认为不能以董其昌为模范。在大量的题跋中,王铎都提到“近派”或是“时流”,所指正是董其昌的流派,这个时候董其昌门生遍天下,王铎朋友圈中,起码有20位以上是学董字的。所以王铎提出,要向一个更远古的传统学习,所谓“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王铎对于有难度的东西,一直很强调。

 临摹范本的选择

 在王铎以前,取法范围比较大的是明中叶的祝允明,张凤翼说他“弄一车兵器”,也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据王世贞总结,其取法基本上是晋唐宋元的一流名家。相比之下,王铎留下了近300件临作,统计和排比这些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取法范围包含近100位书法家(包括无名氏),这在王铎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今天所知的宋代以至明末清初的刻帖,王铎都曾学习过,此外还有大量的单刻帖。

▲王铎 信札 24×11.2cm 年代不详 故宫博物院

 王铎一直保持着临帖的习惯,无论在官署、家中,还是旅途,他的临帖活动从未停止过,今天所知最早一件是1624年他刚刚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时期,最晚一件则是他去世前一年,即1651年9月。王铎每日作书的量也非常大,据笔者目前的研究, 1649年2月17日这日,他一共写了大大小小四五十件作品。临《汝帖轴》的题跋中记载,1646年8月2日,他临帖15件。

 但是王铎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不学怀素,怀素是一个重要的草书家,王铎自己也擅长草书,可是他认为怀素坏了规矩,故不加临学。他多次声称所学的是张芝、王献之、柳公权,在上海博物馆一件作品的题跋中,他说有人认为他学了怀素,于是连续写下了三个“不服”。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在明代非常受追捧,但王铎的临摹作品中,找不到一件临摹“苏黄”的作品。这或许与王铎对苏黄的诗文不屑一顾有关,他认为“宋元弱嫩,不敢宗法”,写下 “诗文不愿观苏轼”,“学诗誓不傍苏、黄”的语句。

王铎 临《阁帖》 26.5×202.5cm 1647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王铎临过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书法家的作品,如南朝梁的王筠,王铎一生曾多次临摹他的作品,在王铎之前,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他。《摄山栖霞寺碑》是集王字碑,但名气比《圣教序》《兴福寺碑》小得多,而且是宋代翻刻的,但王铎有临摹的作品。再比如张芝,他的《冠军帖》宋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作,但王铎一而再再而三地临摹,且多次为这件作品辩护, “如二王法芝,或谓为赝,强作解事,可哂。”

 王铎不在乎这个东西是真是假,只关心这其中是否有他可以汲取的东西,所谓道在瓦甓。虽然王铎始终将晋代名家视为书法的源头,但1643年以后,他也开始大量收藏、学习汉代隶书碑刻,那些都是非名家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王铎的取法观念与清代碑学有逻辑上的前后关系。

临摹中的字样改变

 王铎在临摹时常常改变范本的字样。字样就是一个字的基本结构,它的部首和搭配方式。以临摹《兰亭序》为例,在17世纪20-30年代,王铎留下了4件临作,分别收藏于吉林、绍兴、东京与美国。大致一看不会有什么发现,但若将所有的字样和《兰亭序》作一比较,问题就出现了。

 王铎为什么要改?这是因为他认为王羲之有许多字都写错了。在为篆刻家司马巍写的《释汉篆字画文》中,王铎写道:“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在一件临摹郗愔书法的题跋中也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必又参之篆籀隶书之法,正其讹画。”

王铎 自作诗《舟中望黄鹤楼》 315×48cm 1643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王羲之是俗书的推行者,在南齐庾元威《论书》里面说:“不依羲、献妙迹,不逐陶、葛名方。”同样,颜之推也说过:“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在这个意义上,韩愈讲“羲之俗书趁姿媚”说的也是他的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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