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绘画的历史、功能与叙事

二、“成教化”的功能性传承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尤以人物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因为它能帮助皇帝实现教化万民的目标,即所谓三国曹植《画赞序》所言:“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4]可见图像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于三皇五帝、暴主的直观视觉感受,能使得观者望而生畏,同时引以为鉴。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开篇一章中,就以一句话表达了从儒家思想出发的绘画理念:“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5]这里张彦远明确的理念便是图像的感官形象与观念价值、伦理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张彦远又明确提出绘画中的形象比文字的传记或者颂赋更具有感染力,更容易实现教化的功能。“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6]这种观念,纵观中国历史,很早便出现了。《周礼·考工记》有言:“设色之工,画缋钟筐㡛。画绘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7]在周代,冕服有具体的身份要求,同时在那个时代会用色彩表现图像中人物形象以及层级。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将美与善作为重要的价值判断来分列,《论语·八佾第三》中有明确的表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8]。

周昉《挥扇仕女图》(局部)

《孔子家语·观周》一书中,孔子将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的绘画作为国家兴废的鉴戒,显示出其重视绘画对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化作用,明确体现了儒家美学强调理性且功利的面相。孔子及儒家艺术的批判思想,对后来中国的绘画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的人物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物画在表现礼、德,以及教化三个层面上都具有独到之处,其以生动、感性的意象来表现帝王、贞女和烈士,影响受众,达到教化的效果。孔子在艺术评论中,也是以此为中心,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儒学的艺术批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观念表现在图像上的就是壁画。“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经考证《孔子家语》为伪,但其整体思想基调和观点和孔子基本一致。参见王肃《孔子家语》,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从这里的记载可见,孔子对于明堂内尧、舜、桀纣图像形态的感受是存在善恶的差异,虽然当下无法再目睹文中提到的图像,但是可知这图像中的视觉感受和内心的价值判断是相符的,善者王朝兴盛,恶者王朝衰败,将图像的鉴戒贤愚以及引起后世反思的教化功能充分地表现了。

至汉代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思想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绘画中便是宫殿庙宇、祠堂官衙等壁画中的建筑,其间的人物形象非常重要的特点便是礼教化。由此可见,绘画在此期间成为教化的重要工具,汉朝将绘画囚于封建礼教之下,并使其像《诗经》中的“雅”和“颂”一样为统治阶级服务,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以求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绘画的发展,不管是技术、材料还是方法等。历代都将这一观点继承下来,历史上有非常多此类题材的绘画,如《明太祖朱元璋正位图》《宪宗行乐图》《出警入跸图》《康熙南巡图》《乾隆大阅图》《耕织图》等,可谓影响极为深远,其社会功能价值不言而喻。

三、图像“叙事”的现实与想象

在主题性绘画中,图像的叙事性可以通过构图、色彩、线条、光影等视觉元素的运用来实现,视觉化的呈现引导观众进入一个视觉化的故事世界,激发观众的想象和情感共鸣。早在原始时期,壁画中就经常记录先民们狩猎、祭祀的内容,而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山海经》,更像是一部记载上古风物与事件的故事书。可见无论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如壁画雕塑、文字记录、音律舞乐等,都能将所要表达的内容传达出来,绘画也是这众多传播方式当中的一种。中国绘画的叙事表达就是用“说”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绘画的主题,它的重点在于讲述、表达概念或感情。中国古代的很多画作都是以叙事的方式来表达的,其内容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历史神话传说、民间文化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