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写经的书法审美流变及当代意义

在中国书法史上,敦煌写经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背景,艺术价值很高,5 万余件敦煌 遗书,其书写或娴熟娟秀、温文尔雅,或雄强勇猛、大刀阔斧,真、草、隶、篆(图 1)、行皆备, 书写风格丰富多彩,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赞叹,是我国书法宝库 中难得的珍品。追溯敦煌写经的书法艺术流变,对当代书法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敦煌写经的历史沿革 

敦煌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地处中原与西域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因此成 为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据史学界考证,佛教在公元前 1 世纪前后,由中亚传入我国新 疆地区,再经敦煌地区、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内地。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儒家正统思想丧失权威地位,社会上开始流行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如 悲观居世情绪、出世思想等,易与佛教产生共鸣。

在这种情况下,西域有正式的传教士来华从事 译经传教事业,也有西域商人为了祈求佛祖保佑旅途平安、生意兴隆,到达中原后积极进行佛经 的翻译和传播,使佛教得以在敦煌地区传播开来。 西晋时期,在外来僧人传教的影响下,敦煌本地也产生了诸多得道高僧。敦煌作为佛教高僧 的重要聚集地,随着寺院的不断发展,敦煌莫高窟也于 336 年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诞生,自此开窟造像之举延续了一千多年。 

东晋隆安四年(400),李禺建立西凉国并定都敦煌,在敦煌设立学堂,广招学生,学习汉族 文化,传播汉族思想,加之李禺本人是擅长诗赋的文学家,一时聚集了大批文人名流,成为中国 西北边陲传播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中心。此后的北凉王沮渠蒙逊笃信佛教,兴修佛寺,鼓励译经, 开凿了武威天梯山等石窟,促进了敦煌地区当时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

南朝宋元嘉三年(426), 北凉沮渠兴国遣使至宋,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合 547 卷;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北凉王沮 渠牧犍又遣使至宋,送给江南 154 卷书籍,同时向江南求抄晋赵起居注和其他杂志数十种。河西 走廊及敦煌地区与南方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存续和交 流发展。 

公元 439 年,北魏灭北凉。公元 442 年,太武帝拓跋焘派兵攻打西逃敦煌的北凉残部沮渠无 讳,无讳自率万余家逃到鄯善,后其弟沮渠安周继任,归于吐谷浑。李禺的孙子李宝率众千余人 趁机从伊吾打回敦煌,安集居民,修缮城府,规复先业,敦煌的佛教文化开始逐渐恢复。 公元 490 年,高车遣使入魏,敦煌地区进入了一个暂时安定的阶段,并因此造就了中国佛教 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公元 525—527 年,敦煌罢镇置瓜州,首任刺史王元荣任职 20 多年里,进 一步兴建莫高窟石窟,发展石窟艺术,广撰佛经。当时的敦煌地区,僧徒云集,村坞相属,多有 寺塔,涌现出了众多的高僧和佛学大师。

公元 518 年,洛阳崇立寺高僧宋云等到天竺取经,历时 5 年,遍游佛迹,从天竺带回“大乘妙典”170 余部,推动了佛教的发展繁荣。在中外高僧佛徒 和统治者的双重影响下,敦煌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中心。 公元 577 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复归统一。

北周建国后,与西域各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保持了敦煌的繁荣昌盛。北周虽仅建国 20 余年,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佛教 事业兴盛,曾在敦煌莫高窟建洞窟 15 个。在敦煌西千佛洞现仅存的 16 个洞窟中,北周时的就占 3 个,其中敦编第 428 窟面积达 178.38 平方米,内绘供养人像达 1200 多身,其规模之大、内容 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实行开明宽简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多元并 举的局面,佛教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黄金时期,敦煌也随之掀开了其佛教历史上最辉煌的篇 章。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 300 多年的战争和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 隋唐各代帝王,虽然对佛教的看法不完全一样,但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大都利用佛教来为其统 治服务。

北周武帝曾废佛,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隋文帝即位后,为 争取信教群众对隋朝政权的支持,于开皇元年(581)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下诏“听任出家, 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 内,而又另写藏于秘阁”,致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 同时,集名僧于大兴善寺,筹建译经馆,组织译场,改变了以往佛典翻译缺乏严密组织的状况, 开辟了译经史上的先河。 

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下诏曰:“佛法精妙,道教虚融,降大悲,济度群品……故而建 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 恶逆论。”以封建法律与皇权的手段弘扬佛教,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佛教事业的发展。隋文帝在位 的 20 多年间,于 100 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 23 万人,立寺 3792 所,修故经 3853 部,造像 106580 躯。

在隋朝建国的 37 年中,在敦煌莫高窟开凿洞窟 94 个,极大促进了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 公元 618 年,唐王朝建立,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采取了发展生产、任用贤臣、保障民生、 巩固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措施,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此时的佛教也达到了中国佛教史 上的鼎盛阶段。

唐太宗在总结前朝佛教政策得失的基础上,平稳地执行了佛道并重和同时利用的 政策。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递相沿习,直至宪宗元和六年(811)告一段 落。完善的钦定译场和严格的奉诏译经,成为唐代译经的一大特点,同时也使唐代成为我国译经 史上的高峰期。

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到极盛,以至于“铸佛屠,立庙塔,役无虚岁”“令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 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门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当时寺 院经济实力十分强大,培养了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固定的、独立的教团,成为国 家重要的学术交流中心。莫高窟现存唐代洞窟 200 余窟,几乎是全部现存洞窟的二分之一,且艺 术风格变化丰富,走向了石窟艺术的成熟期。 

二、敦煌写经的艺术流变 

陈寅恪先生指出:“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敦煌 写经书法的发展即是如此,敦煌遗书是最早期实用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沉凝旷远、精 雅淡然,流露出纯朴消散的自然美感,是当时社会生活与书法审美流变的真实反映。这些遗书不 仅是一部佛教史,更是一部研究中国书法的发展史。 

首先,敦煌写经经历了秦汉简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演变。大约从 305—455 年写经风格 中,楷书成分已经大于隶书成分。代表作品有敦煌研究所藏晋代《三国志·步骘传》《十诵比丘 戒本》,甘肃省博物馆藏《法句经》(图 2)。结体上变隶书的横向取势为方正或纵向取势,用笔露 锋起笔,横画、捺画用笔由轻到重,个别笔画带有明显的挑势,但却与隶书的左波右磔不相同, 撇画、竖画起笔重而收笔轻,字势显得稳健而富于节奏变化,形成隶意楷书。

其次,敦煌写经发展到约 456—580 年间基本脱尽隶意,形成魏碑楷书。北魏统一中原以后, 大兴造佛刻石之风,形成了新的楷书风格——魏碑。魏碑楷书改变了隶书波磔的笔法和平正的结 构,笔法更加丰富。这种风格也很快就影响到了敦煌地区,在书写结构上左低右高、左收右放, 骨力开张,笔画着力体现一种刀刻的意味,斩钉截铁,锋芒外露。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大方等陀罗尼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再次,敦煌写经发展到隋唐(大约在 581—780 年),雄强朴茂的刀刻意味逐渐被秀润清丽、 工整优雅的妍美书风所代替。隋唐时期,二王书风被树为楷模书体,隶书、魏碑的余续逐渐淡去, 标准的楷书字体开始确立,开创了唐代楷书鼎盛之先河。如:《太上洞玄孙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大 智度论》《阅紫录仪》等作品已初现唐楷面目。

在敦煌写经中,隋朝和唐初的这类作品已经非常 多,由于敦煌远离中原,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其书风的形成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些作品有 的和欧、虞、褚、颜的风格别无二致,但它的出现确实早于唐代的楷书名家。大凡公文,墓碑、 经卷等庄重行文,人们往往被经体左右,以规范严谨于世,延续至今,最能体现书经的当选楷体 (正书),它真实地再现了楷书发展、定型的全过程,并在丰富多变的书写形态中,形成了写经 体风格。 

三、敦煌写经的审美导向 

抄写佛经特殊的实用性,决定了其规范、快捷、清整之特征。敦煌汉文佛经写卷,作品数量 多,时间跨度大,书法水平难免参差不齐,但精品依然不胜枚举,不论是从书法学还是从历史学 来看,敦煌写经书法都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书法精品,是雅俗共赏的佳构,极富审美意 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朴素自然的审美情趣。文化影响艺术,而艺术是文化的反映。

如果把写经书法比作一棵枝叶 繁茂的大树,那么,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便是其赖以生存成长的沃土。当时在敦煌,人们抄写佛 经是为了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对社会尽功德,对来世生活的美好祈求,以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书 法是他们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所抄内容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文人书法所追求的以书寄情,使 其不求工拙,漫率适意,追求气韵,抒发自我,标新立异,张扬个性。

写经书法与文人书法很大 的不同是不以书法审美为第一要务,所以写经书法留下的墨迹多数自然工整、清晰,无矫饰夸张、 不故弄玄虚,给人一种朴素、平淡、自然、率意之美。 风格多样的个性之美。敦煌写经书法虽说是以实用为主,有一定规格,遵循着一定审美传统, 但就每件作品而言,则又风格各异,绝无类同。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

到了隋唐, 社会稳定、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佛教事业也欣欣向荣,达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鼎盛时期,再加 上隋唐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以书取士,并爱好书法,亲身实践,积极开展书法教育,举国上下 掀起了学习书法的热潮,加之受传统书法、社会上主流书风和名家碑帖的影响,必然导致写经风 格多样化。

二是抄经人员不同的出身、生存环境、所受教育及书法功底,必然导致写经过程中的 书写心态、笔法选择、风格追求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官府经生、僧人和民间写手的写经作品中可 以清楚地看出,官府经生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待遇优越,书法教育环境良好,心情舒畅,所写经 卷笔法娴熟,线条优美流畅;僧人写经手有雄厚的寺院经济做后盾,不愁生计,再加上对佛祖的 深厚情感,所写经书也工整细腻;民间写手生活条件不同,书法水平参差不齐,所写经书也各不 相同,或一丝不苟、用笔精到,或线条粗糙、用笔草率。 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敦煌写经书法虽说以实用为目的,但抄经人员亦非常注重书法之美。 

从隋唐写经卷题记可以清晰看出,写经书法越到后期越成熟,也越规范,这是人们对书法美追求 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写经书法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和谐共存。从敦煌遗书中看,篆、隶、楷、行、 草五种书体在表现艺术审美上各具特色,其中篆书有《千字文》、隶书有《晋人写经》《大涅槃经》 等最为典型,而遗书中的行、草、楷这三种书体的作品最为精妙,除了它所具有文字演变的参照 价值之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更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

行书中《劝纳谏文》后记、《大涅槃经 疏释》等作品,流露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神气息;草书中《贤护经疏》《法华经疏》(图 3)等 作品,表现了章草与今草的衔接和过渡,给当代的书法创作审美提供了借鉴依据。五种书体中最 有独立审美价值和创新意义的,应首推楷书写经,它真实地再现了楷书形成、发展到定型的全过 程,并在丰富多变的楷书形态中,最后沉淀了一种具有强烈风格特征的敦煌写经体。正是千万个 名不见传的经生,基于对美的规范和情感的幸福追求,才形成了写经体风格。

四、敦煌写经的当代意义 

敦煌写经风格多样、形式独特、内涵丰富,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艺术宝库,它完整鲜活地 保存了字体的演变脉络,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借鉴,有力助推了当代书法的创造发展。敦煌写 经确立了传统碑帖之外新的书法风格流派。当代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在《碑、帖、经书分三派 论》一文中,将经书提升到与碑、帖并列的地位,认为:“碑、帖之发展,各有其契机,如江河 之有源泉,花木之有由蘖,帖学与碑学是前人对书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惟经学书学为历史所疏漏, 而早期帖学出于贵族,碑学多是乡土书家,经派出于书僧、信士,起端已明,三派的书手迥然不 同,肇牟争盟,在书史上并驾齐驱。”可以说,敦煌写经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新鲜血液。

敦煌写经为后人探寻隋唐楷书用笔提供了最真实的参照。墨迹能使人清晰地看到笔画的起收 和点画的呼应映带,点画有了呼应映带,字势才能生动活泼。隋唐楷书风格各异,蕴含着一种昂 扬的、傲然的生命气息,但如此辉煌的成就,却流失毁坏严重,流传下来的名家楷书墨迹更是稀 少。多少年来,后人对隋唐楷书的学习主要得益于临摹、翻刻和影印那些有限的、司空见惯的碑 刻书法。这些碑刻原石经过长时间的自然损坏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字体模糊不清,其使笔行墨 的微妙地方,失真走样,甚至已不复存在,给人们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大量隋唐墨迹写卷 在 20 世纪初以真实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使人眼界大开,虽说大部分写经现在国外,但是影 印技术的发达足以使流散各地的写经书法毫发毕现。隋唐写经墨迹书法的出现对于苦苦探寻隋唐 楷书用笔的人来说,无疑犹如一股清新之风,令人神清气爽、书法视野豁然开朗。

一方面,可以 从经卷墨迹推想隋唐人笔意,了解楷书用笔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写经中所具有的民间性风格, 其特有的质朴、自然,可以在我们已经习惯的传统惯性之外生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可以对当今书 坛在创作中“近亲繁殖”的不良倾向起到抵制作用,引导我们把探寻的目光放到古人的书迹中。 

敦煌写经也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出新途径。这种风格从历届书法大展中可以清晰地 看出,无论是隶书、楷书还是篆书,在创作上出现了草写的笔意,都掺杂一些连带笔法在其中行 草书往往还用章草的笔意,也有汉简的笔意,这种诸多书体杂糅在一起的创作,形成了破体书风。 从这种创作书风上不难看出,敦煌写经体对当代书法创作影响是具大的、深远的,它以超然、宁静、和谐、个性化的写经艺术,影响了当代书法创作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