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文徵明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局部

文徵明在书法史中声名显赫,贵为一代宗师。而早年他和董其昌一样,都有因字不过关而影响仕途、从此发愤学书的经历。文氏书法初师李应祯,同时广泛学习历代名迹,五体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王世贞曾评其“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文徵明对官场和科举失望之后,就将所有的精力转移到书画艺术方面。失意后的古代知识分子差不多走的都是这样的人生道路。毅力和天赋过人者,自然功成名就。

文是“吴门四才子”中最长寿的一位,年近九十岁时,仍孜孜不倦,为他人书写墓志铭,未待写毕“便置笔端坐而逝”。

 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徵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图为作品局部)为行书纸本,纵27.5厘米,横107.8厘米。此卷书法作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文时年71岁,早已进入创作的成熟期。此作不像其早期作品那般生硬尖利,消除了年轻时剑拔弩张的躁气和张扬之态。作品虽无雄浑之气势,但秉承了晋唐风致,不时流露出文氏书法所独有的平和简淡、温文尔雅的气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的广泛传播见证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历来的书法创作中,书写次数最多的应该是《千字文》、《心经》和《兰亭序》三种,各种书体都有。笔者收集到的书法家、名人用不同书体书写的《心经》就已有几十种。上至九五至尊的皇帝,下至一般士人,都爱写《心经》,且当今的新版本还不断出现。《千字文》、《心经》和《兰亭序》三者之中,又以《心经》更特殊:它还可以成篇成套地入印,各组字数不同,有时又有叠字,是“考核”篆刻创作能力的一种重要资源。其中有许多词组或语句,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受想行识”、“乃至无老死”等都已被视为妙词佳句;但真正有多少人可解其中真意,或有真切体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按照书写内容对形式的要求,笔者以为,《心经》用正书创作更理想,行书在视觉效果上没有优势,而草书则与经文的意境不合。

 人在晚年抄写《心经》,与年轻时候的想法会有差异。因为高寿的原因,书法史中很少有书家可以像文氏那样,到了古稀之年还可写一篇《心经》,表现一种如水的心境。此时的文徵明,也许对“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的诗句会有另一种解悟吧。笔者个人的想法是:单纯以《心经》作为载体的创作,属于“无内容”的形式,因为人和“经”是分离的。唯独像文徵明、弘一法师这些人的书写,才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他们将人生和信仰都贯注其中,使得自己的精神也随之升华。

 很奇怪的是,综观当代书坛,几乎没有人再把赵孟頫和文徵明奉为上宾,有的只是批评。董其昌也是很少人在学,其名字多半只在研究论文中出现。但他们三人毕竟是一个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被“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书法“没有强烈的个性”。若是对董、赵、文之辈有深入的思考,便会发觉此等看法之偏激。他们与前后时代的书人相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显现出来,只是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强烈而已。现在的书法,一味追求个性却失去了个性,因为在对个性本身的理解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好像不夸张就不足以产生个性。其实,讲究个性也要把握一个“度”。

 以古为鉴,对当今书坛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汉至晋、唐至宋、清至近代这三个时段中,书法高手如林。元、明两代中,小名头儿的书家,则未必能比得上如今的一些优秀中青年书法家,因而不必对当下书法水平过于悲观。不过,中青年书法家最终要沉得住气才能成功。元、明两代的书法更侧重实用,因而便利、圆融成为时代特征,也成为时代局限。明代书法真正的高峰在晚期。此时,一批反叛型书家相继出现,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做了铺垫。从明代书法整体来看,自文徵明时代就已埋下走向高峰的伏笔。而文徵明能够在当时独当一面,亦足以证明他的艺术成就之高。

从《心经》的结体处理来看,无疑受王羲之《圣教序》影响很大。单就这一点,我们不难感受到,不管赵孟頫、董其昌和文徵明等人创作成就如何,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维持了书法正脉的承传。至于他们身后出现“馆阁”,只是学书者之病。我们看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王宠、王铎等这些学“二王”的书家的作品,其中很多字是出于《圣教序》。但把这些字靠在一起对比,则又有很大差异。归根结底,是时代变化了,工具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个人风格总是以时代风格为前提的。这样来看,文徵明的书法,一是维持了正脉的传承,二是把握了时代潮流。